在抗美援朝过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发生矛盾和冲突，有时弄得关系相当紧张，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预。因为金日成虽然看不大起中国，但对斯大林和苏联还是百依百顺的。例如，抗美援朝一开始就产生了两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虽然朝鲜人民军已基本被打垮，但战争仍在朝鲜境内进行。因此金日成认为，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中国志愿军也应由他统一指挥。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因为这时战争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军，同意金日成统一指挥，无异于把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这当然既不妥也不现实。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急于求成，屡次同主张进行必要休整后再战的彭德怀意见相左。停战谈判开始后，金日成想早点把战事停下来，好让国土不再遭受破坏、朝鲜人少受点伤亡，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继续打。还有，在铁路运输中究竟由中方还是朝方负责管理，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常因抢车皮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由斯大林裁决，按中方意见办。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恼火。直到多少年以后，在朝鲜还流传着这种说法：没能把全朝鲜统一起来，都是因为中国不听金日成的话，没有在第三次战役后一鼓作气地打下去，而是实行长时间的休整。

1950年6月，金日成就朝鲜战争爆发向朝鲜民众发表广播讲话。

　　金日成政权的保全和战后的巩固自然与中国的战时牺牲和战后援助分不开。但朝鲜当局却有意抹杀这些。朝鲜停战后，当局在平壤建了个战功博物馆，十二个展厅中只有一个是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的，还主要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参观。其他十一个展厅都是说，仗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胜利，一概不提中国的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为朝鲜做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鲜官方舆论还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们为中国做了牺牲，而且牺牲很大，是他们为中国把美帝国主义挡在了中国的家门口外，因此中国帮助朝鲜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朝鲜人，毛泽东和其他某些中央领导人也就是经常这么讲的，特别是对朝鲜客人和其他某些外宾。

1951年6月初，毛泽东和金日成在北京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商谈。

　　中朝关系搞不好，还有个历史和民族感情问题。朝鲜是长期向中国进贡的国家，认为过去一直受到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以，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在国内事务上更是严防中国插手。不到不得已，绝对不愿中国军队跨过国境帮他们打仗，怕的是战胜了一个外国敌人，又来了一支新的外国占领军。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类似。

　　中朝关系搞不好，更有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金日成领导着朝鲜，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朝鲜战争时，他第一得听斯大林，第二得听毛泽东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要让金日成完全听他的了。金日成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1955年底提出了“主体思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在国内，他为了独揽大权和排除异己，在战后特别是1956年大肆清洗党内所谓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为此开了一次劳动党中央全会，把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两派的中央委员一下子都给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甚至被开除掉了党籍。这碰巧就发生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金日成这一做法，当即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怀和米高扬前往朝鲜，批评金在干部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党内充满恐怖情绪”，要他开中央全会改正，还要登报。金日成当时只能接受批评，一时做了一些改正，如重开中央全会，恢复了此前开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员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给以歧视和挤压。这些人中大多为了防止进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动逃到了中国或苏联。但金日成对这次中共、苏共干涉他们党内事务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满，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反对“事大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苏联。不过在实际上，金日成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因为朝鲜不但在防卫和外交上还离不开苏、中的维护，而且经济上还依赖它们的援助，特别是国内还驻扎着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1958年2月我随周恩来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时，除了看到朝鲜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毕恭毕敬的态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团驻地来看周恩来，周正在午睡，我说我马上去叫醒，他却坚决不让，硬是一直在客厅里转悠着，等了半个小时。

　　中国却并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变对朝态度。我们不但承认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始终称其为“兄弟国家”，更曾经号召全国向朝鲜(还有古巴)学习。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来访的金日成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周年盛大阅兵式。

　　毛泽东也一直以国际主义(按，这一口号在20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态度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问题。他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只要由共产党执政，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就好解决。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印度占去，后来建成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为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实际控制线后退20公里。

　　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似乎还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在领土问题上仍有点视周边国家为“进贡国家”，对它们的馈赠依然大方。他按这种思路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划分中朝边界线上满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长白山白头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给了朝鲜;中朝间的界河也不按国际惯例根据主航道划线，而是把边界线一直划到我国岸边，鸭绿江里好几十个沙洲、岛屿就连居民带土地都划给了朝鲜。(当时我还在外交部工作，这件事是由姬鹏飞奉命具体经办的。)但是朝方不但毫无感谢之意，还认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它的，迫使当地的原汉族居民离开。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更远，连东北地区一直到长城这一大片地区在以前也是它的。

1964年，中朝两国正式划定边界后，长白山天池国界部分示意图。

　　实际上，在中朝关系上，一直都是我们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这个大包袱之后，还接着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毛泽东在世时，未因战争结束而放下包袱，还为加强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争相拉拢金日成。

　　延伸阅读：50年代中期中国给了朝鲜大量援助帮其重建

　　为了重新赢得朝鲜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1)、1953年金日成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新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