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因黑龙江省长一句话引发了该省双鸭山市工人与家属的不满，进而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一事件成为近日网络上的热点，双鸭山市委市政府在3月1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对下一步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像类似如此的群体事件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这类群体事件在五十年代被称为的“闹事”或“群众闹事”，在八十年代被称为“治安事件”或“群众性治安事件”，九十年代被称为“治安突发事件”或“紧急治安事件”，到今天则被称为“群体事件”或“群体性治安事件”，名称无论怎么变，但一般都是群众在通过正常诉求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或解决后所采取的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的行动，当局对此类事件的发生很早就有了应对措施。旧文中有一篇正好是讲述五十年代处理此类事件的，也应一下景……

　　中共建政之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在城市打压资本家，又通过种种措施遏制住物价飞涨的势头，因而颇得民心，各种建设也有条不紊的进行，政权日趋稳定。五十年代中期，平平稳稳发展、一步一步前进的速度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自大的领导人的宏伟计划，左倾冒进的措施逐渐施行，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步伐，一步实现高级合作社，同时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行政命令中一蹴而就，提前完成。冒进的经济措施使得原本受益的农民、工人的利益受损，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因诸如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的措施受到影响而下降，加之当时或多或少受到东欧波匈事件的影响，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原本安定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异常的波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提到了当时这种波动的情况：

　　“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10多人至数十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

　　中共以领导工运起家，1949年前多次领导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运动，深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一旦形成规模化运动，会对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因此迅速地作出了反应，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后称《指示》)，以指导各地政府来应对此类事件的发生。

　　《指示》首先分析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原因：

　　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

　　简而言之，群众之所以罢工、罢课，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短浅，只看重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有些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也是原因之一。既然确定了原因，那么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也就自然从这两方面来做工作：

　　(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三)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当然《指示》的重点不是找原因，而是指导各地如何应对此类事件的发生：

　　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1)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至于理由充足、没有违法行为的那些群众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从根本上说来，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2)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非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判。既不要因为群众闹事就不承认他们的合理要求，使闹事的原因继续存在;也不要因为群众压力就接受不应该接受和不能实现的东西，或者使闹事者特别占了便宜，给他们以别人在同等条件下所不能得到的待遇。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接着，《指示》对各地党委和党员制定了遵守的原则：

　　在群众闹事的问题上，党委和党员应该遵守以下原则：(1)无论行政负责人是否党员，党委对于行政方面的意见都应该用正常的方法提出，并且应该向群众宣传按照民主集中制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提出和解决问题。党委和党员个人都不允许主动地领导群众里闹事的办法反对行政当局。(2)在群众已经非闹事不可的时候，党委应该指定一部分党员甚至全体党员参加，以便掌握领导，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不使群众被坏分子引向错误道路。党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真正合理的要求，而不要为官僚主义分子的恶行和上级的错误措施辩护。但是党员不应该提出无理的要求。如果群众中有人提出无理要求和反动口号，应该加以批评和驳斥。(3)党员在群众闹事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随时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请示，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行动。如果违犯纪律，应该分别情况，慎重处理。一般地着重教育，除情况特别严重者外，不要轻易开除他们的党籍。以上原则也适用于团委和团员，但是对于团员错误的处理要更加从宽。

　　虽然在前面原因中强调此类事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无论是制定的方针还是遵守的原则中，对于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还是定性为“闹事”，一个“闹”字已充分体现了当局的态度，就如分析原因时将责任推到群众的短视和官员的作风上一样，完全将执政的政策与制度完全游离于事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