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要召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并要我通知陈伯达，要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为《红旗》杂志编发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组稿的。完成组稿后，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叫我继续留在上海，参加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和尹达、张春桥、关锋、我等人一起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这一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接着，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红旗》杂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中央办公厅就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同时，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业夫电话后，我就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上了飞机，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给了我们。在车上，我们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信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三人沙发，他自己坐三人沙发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自己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3期，作者：戚本禹，原题为：《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本文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