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回忆文革中我接触的两个党务工作者，一男一女，他俩是曾经有权决定我能否入党的党支部书记。

　　(一)擅长整人的兰文开

　　文革中，工厂搞军事化管理，“支部建在连上”，当时组装车间叫“三连”，支部书记兰文开是专职脱产干部，车间一把手，300多人的领导。印象中，漫长的冬季他永远披着一件军大衣，头虽然总低垂着，气势却威风八面。他喜欢幽灵般游走于各班组，有人一瞅见他就像见了亲爹似的点头哈腰连声恭维，兰书记并不买账，照常飘忽着眼神四下打量，颇有一番别样的傲色。

　　我师父王知仁叮嘱我“别得罪”兰书记。兰书记50年代从河北农村进京务工，没认真学技术，另有一套本事，会把领导“抹搽”的很舒坦。文革初期他是车间造反派头，入党后进了革委会成了脱产干部，手中有了点儿权，阴损整人的特长得以施展开来。兰书记擅长算计人、整治人，手下人能整治的被他收拾个遍。

　　上次说过兰书记迫害钉和呈、迫害常姑娘和小徐，他主持开过一连串的批斗会，被批斗者身心俱创;他办公室旁边那半间小黑屋私设的公堂关押过一个个工人，被整治的人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常姑娘对我说过兰书记强迫她写书面检讨，一次次挤牙膏般得寸进尺“详细交代”逼她写出难以启齿的细枝末节，兰书记当着她和几个参与抓奸、看押她的人的面，念她和小徐之间最私密的情事，胁迫她在会上当众宣读，还指使人一遍遍当众羞辱质问已经登记结婚而后同居的年轻人“提前开炉对不对?”脸皮被抓破的难堪与羞臊令常姑娘没齿难忘。钉和呈被关押期间同样分别被迫写检讨书，也是兰书记指示后被很多人传看，那些情色段子被添油加醋在工友间肆意传播。试想：未满20岁的姑娘钉当年在那间小黑屋里，在兰书记的淫威之下，被迫一字一句戳烂自己的脸皮，一行一页地剜剖自己的心，女孩的尊严就这样被扯成碎片。

　　我也挨过他整，是不同的境遇。进厂两年后，我18岁那年，有两人前后脚找我提亲，听介绍是同一人“去年复员，在机场工作”，我以“不想过早谈婚论嫁”为由谢绝了。接着，我师父也受托跟我提这个人，我才知道是兰书记为自己的侄子提亲，赶忙谢绝，师父并无一句规劝之词。第二天上午，兰书记亲自来了，先表扬我工作努力，又夸自己的侄儿如何有出息，我恭顺地谢了又谢，表示“三年之内不考虑个人问题”。

　　这之后，党小组准备发展我入党，等待开发展会时，兰书记让党小组长捎话给我“让小于下班后到我家去一下，有事交代她。”这要求莫名其妙。几天后，兰书记请我到他办公室，话题绕了一圈，突然说：“给你父母写封信，请他们在国外帮我买一辆凤头自行车”，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也第一次听说“凤头自行车”，就直言相告不知何物，他想想说“如果不行，托你父母帮我买一辆带加快轴的自行车，其他牌的也行。”我告诉他：“从没向父母要过任何东西”，何况“自行车这种大件不便携带，更张不开口呢。”

　　有了这两档子事，我算是把兰书记彻底得罪了。随后，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在工厂自办721大学的提名中，尽管我得票很高，却都被兰书记否决掉。1975年，有人向他告发我看了小仲马的《茶花女》，他认为这是一本“反动下流的禁书”，责令我反省并把传看“坏书”的人的姓名“一五一十都给我写出来”，威胁撤掉我团支部书记的兼职，还说要在车间大会上宣布给我记过处分。我没有屈服，他也未能得逞，于是在会上把我狠狠数落一顿，勒令把我从钳工组调到铆工组干重活惩罚我。

　　兰书记身为工厂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中国社会基层脱产干部中最小的小官。但一滴水能映照出大海的风貌，他借文革之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肆意迫害工人的这些事与毛泽东整彭德怀、刘少奇、彭罗陆杨;林彪整贺龙、杨成武、赵尔陆;江青整孙维世、郑君里、赵丹，何其相似!有区别吗?不同之处仅为兰书记官太小，整人的手段有限而已。权柄在握又没有监督，对不肯臣服屈从或心怀顾忌者，不整治心里不舒坦，这是人性与文化使然;想整谁就能整谁，想怎么整就能怎么整，法律和舆论约束制衡缺位，恶念成恶行且不受制裁，是落后制度使然。人性、欲念和制度之间，制度最关键。

　　如今想想兰书记这种人，在加害别人的过程中也否定了自己。正义，虽然经常迟到，幸好不会永远缺席。善良可以宽恕罪恶，但必须在审判与道歉之后。文革十年，有数不清的人被迫害致死，有更多像钉、常姑娘被无辜迫害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像样的安抚，哪怕是领导人的一句道歉。先进制度，成全着包括反对它的人和众多弱者;极权体制，害了包括拼命维护它的人在内的所有人。反思文革，深感宪政体制势必取代极权专制，先进文化必然覆盖封建糟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惕与避免的是人性恶导致的大规模暴力，唯此为重。

　　(二)中规中矩的刘支书

　　刘支书名淑惠，文革前是厂部党委办公室的干部，本本分分一老党员，文革初厂里的造反派把科室干部统统赶到车间劳动，一度除了革委会、军管组之外，没有其他脱产干部。文革十年，老干部淑慧女士在组装车间当了十来年工人!我断断续续当过五年工人，与她同在钳工一组。刘支书当工人期间，“学生时期就入了党”的她一身正气，能言善辩，大组长成敦师傅和两位副组长都敬她三分，还推举她当了党小组长。

　　她体弱多病，身体虚胖，重体力劳动根本不适合她，全组数她请病假最多。但她为人热情，身上有一股锐利的精神，曾使我敬而远之。1970年，在发展我入团的会上，大家纷纷表扬我，突然她站起来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意识强，党性不足，个性十足”，要不是身边有团干部拽了我一把，我差点站起来反驳她。随后，我到解放军总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时，她让我帮她到那里找专家治病，冷医生帮她治好了一种很难治的病，我俩关系得以缓和。我离开医务室重回车间当工人，工友除了不太理解并没说什么，唯独刘支书点着我的脑门说“傻透了!等着后悔吧。”我没解释，一笑而过。





　1998年8月，我随中国青年新闻代表团访问朝鲜时拍的两张照片。“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近日我热切盼望着定点清除，好让朝鲜民众过上好日子。

　　后来刘支书带头提名发展我入党，钳工一组党小组通过此议，两次报送党支部，均遭车间党支部书记兰文开一票否决。再后来，我调入厂部劳资科当干部，文革结束后刘支书恢复了干部身份，但已经没有合适岗位，厂里安排她到文具库当管理员，负责为大家领取文具，聊以安慰的是她当上了科室支部书记。她了解我，提出发展我入党，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入团后上交的入党申请书，以及过去几年间我一次次写的“思想汇报”，刘支书说“以前我当党小组长时，你写的那些东西归我保管，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积极分子们写的思想汇报顶数你的最多，厚厚的像一本大厚书”，居然不翼而飞了。刘支书断定“小于得罪过人(指兰文开)，准是被故意销毁了。”

　　一天午休时，刘支书到劳资科找我，屋里只有我两人，她让我重新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说：“你的入党问题成老大难了，赶紧解决吧，不然啥好事也没你的。”我真傻的不透气，问：“都啥好事?”她说：“你不想当科长?你不想去外地出差?”见我还是不明白，她想想说：“也是，你出身好，入不入党关系不太大。可你过去不是一直积极要求入党吗?你写的思想汇报比任何人都多，你为啥要入党呢?”我想都没想就说：“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一听这话，她皱起眉头还连连摆手：“呀呀呀，以后你再也别说这个，谁信呀?太虚伪了。”这下我彻底愣了，“不信仰共产主义，我入党干嘛呀?”刘支书坚决地告诉我：“早就没人因为这个要入党了，你以后再也别说这话了。”我还在发懵，只能答复她：“入党的事，让我再想想吧。”

　　那次谈话犹如一瓢冷水兜头浇醒我，从此后我有意识地扩大了自己读书思考的范围，特意请教过几位有学识的长者，了解到马列主义学说只是近现代诸多学说中的非主流的一支而已，突然领悟到许多知识等待我去认知，原来人生的路径不止一条，努力要向全方位拓展。我没有补交申请书，也没写新的思想汇报。几年后，我偶然在《北京日报》副刊上见到一个小豆腐块大小的广告，报名参加了《中国少年报》面向全社会的招聘，过五关斩六将进入报社。

　　离开工厂前那天，刘支书闻讯急慌慌找到我，对我说：“小于你一定听我的，晚走两周，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再转人事档案。”她那样诚恳，我非常感激，但我真的不把这个事当事了，我真诚地向她道谢道别，并毫不迟疑地办好所有调出手续，离开了工作16年半的工厂。

　　走出厂门我不由的笑出声，在这里能做的事情我都尽量做了，比如每一次参与调整工资，只要沾点边能给涨工资的人，我全都就高不就低尽力为每一个人争取提升了工资。记得文革中唯一那次涨工资，文件规定涨一级的包括“6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中专毕业生”，我计算并上报调资人员的表格中，将同年高中毕业生也纳入名单。事后机械局主管领导把我叫去好一通批评，我理直气壮说服他“文革前，成绩好的优先报考高中，成绩中等的才报考中专，何必让同一届成绩好的人吃亏呢?”这句话，居然说服了领导，10多位高中学历的工友得以涨了一级工资，不是挺好吗?最让我满意的是，在三通用厂待了16年半，虽说没入党，临走前居然刘支书打保票“晚走两周解决组织问题”，莫大的鼓励啊。仔细想想，除了兰文开，在这里我没遇见第二个“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