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 资料图
台海两岸的“抗战史观”之争,除了国共这一对时敌时友、纠缠近百年的老冤家外,还有代表台湾本土意识的第三方力量加入,让情势变得更加复杂。
不同史观之争,本质上是为了掌握历史的诠释权。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谁掌握了现在,谁就能掌握历史;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更有可能掌握未来。
两岸史观之争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国民党的“抗战史观”?
国民党的“抗战史观”,与国民党政府的史观一脉相承,它跟大陆的史观当然不一样。但两者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是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为背景,来理解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及台湾地方历史。
2010年,马英九执政的首个任期内,台湾官方主持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华民国精彩一百年》的纪录片。影片从辛亥革命讲起,回顾了国民党如何经过不懈奋斗,从一个在野的革命党变成管治全国的执政党,进而领导全国军民取得对日抗战胜利;1949年国共内战失败后,被迫撤退到台湾,又在重重困难之下,如何努力建设台湾,复兴中华文化。
整个片子的基调,是过去一百年来充满了曲折和悲壮,但它的出发点还是相当清晰的“中国视角”。显然,如果不是马英九及国民党在台上,台湾官方不会制作这部片子,或者做出来的主题和内容不一样。这就是史观与政治现实息息相关的证据。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从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到10月25日(台湾光复纪念日),台湾官方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规模前所未有,还发行了主题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印缅中国远征军纪念邮票。岛内媒体如各家主要电视台和报纸,制作了很多纪念专辑,尤以亲国民党、亲“中华民国史观”的《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最为积极。
台湾官方发布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折页,着重强调了如下历史意义:一,在蒋委员长和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令中国免于亡国命运;二,中国抗战是二次大战的重要一环,为重建自由、民主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三,使被日本占据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得以回归祖国;四,中国国家地位大幅提升,在战后的联合国跻身“世界五强”之列(开罗会议时是“四强”,中国与英、美、苏平起平坐)。
笔者有幸参与这份折页的制作,并建议考虑大陆人民的观感,至少在两处将原文“全国军民”的措辞,改为“中华民族”,其中一处还是小标题。这个建议最终得到了马英九的采纳。
台湾官方如此隆重纪念抗战胜利,自有其丰富的政治意义。执政的国民党希望借此延续“中华民国史观”,强化“中华民国”与台湾命运的关系——没有抗战胜利,哪来台湾光复?没有光复和建设,哪有台湾现在的发达繁荣?
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
台湾本土的抗战史观,或者说台湾本土的抗战历史经验又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大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从台湾本省籍人士通常所说的“台湾400多年开发史”的角度来看,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之前,先后有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明末郑氏政权管治(或部分管治)过台湾岛,清朝甲午战败后,日本占领并统治台湾五十年(1895~1945年)。这数百年较为久远的历史经验,主要靠文字记载和口耳相传来传承,但不同的人各自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可能会不同。
二是如今还有一些经历过“日据时期”(主要是末期)的台湾人健在,对他们来说,1945~1949年这4年,是过去120年来台湾与大陆仅有的连为一体的短暂时光。但这4年里,大陆政局动荡,国共内战正酣,光复回归不久的岛内,说不上有什么远大的建设计划。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变”,深深打上了“省籍矛盾”的烙印,占多数的本省人无权无势,倍感不公,而人数较少的外省人却是统治阶级。1949年蒋介石政权战败,将“中华民国”国号及统治框架一起撤退到台湾,本省人民的生活又一次受到政治权力变化的左右。到了1972年,小蒋(蒋经国)开始执掌实权时,决定开放本省籍人士“入阁”,李登辉就是那时候被他看中提拔的。
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不一定一样,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也是如此。最近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抗战史陆续有关注和研究,认为台湾抗战史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一部分。但台湾毕竟经历了50年的日本殖民,台湾本土民众对抗战的历史经验和记忆,肯定不等同于中国大陆民众的记忆,就像“九一八事变”后即陷于日寇之手,经历伪满洲国傀儡统治的东北民众的抗战记忆,与关内民众“八年抗战”的记忆,也不会完全相同一样。
因此,相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积极宣扬的官方史观,有人批评所谓的“台湾本土史观”等同于“殖民史观”,指责持这种史观的人“亲日”“媚日”,甚至为日本殖民者歌功颂德。笔者认为这有些笼统,并不准确。
举个例子,不久前,一部真切记述慰安妇血泪故事的纪录片《芦苇之歌》在台湾岛内上映时,政治立场和史观不尽相同的各大主要政党领袖全部出席首映式。这也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台湾上到高层人士,下到普通民众,绝大多数人对日本当年在台湾、在大陆所施的种种暴行,都是有所了解并能辨别是非善恶的。
进行抗战的国民党军人。
史观背后是选票
2015年7月,李登辉“投书”(李方事后辩称只是受访)日本Voice杂志,声称二战期间他们兄弟是“作为‘日本人’,为祖国而战的”。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尽管李登辉的个人言论只得到部分人呼应,也不能代表台湾民意,但其深层根源还是“国民党史观”与“台湾本土史观”之争。
这场发生在“大选”前夕岛内政治敏感时期的史观之争,说到底还是与选票有关。一度代表国民党参选洪秀柱坚持的是非常标准的“国民党史观”,比多数蓝营人士的主张“更统”,但这种史观在台湾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台湾主流人口是本省籍人,“台湾本土史观”过去被长期压制,被批为“亲日”“媚日”。但台湾本土民众的经历和心态,显然复杂得多。大陆方面也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以对台湾社会的新形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6年01月18日第46版,作者:林泉忠,原题:台湾社会抗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