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

蔡畅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作者：高华，原题：革命女性陈琮英

2003年，101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杉、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壳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掩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20世纪20年代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中共七大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早在少年时代，就由父亲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弼时的父亲为维系两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定下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对旧传统的反抗，与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绝决方式迥然不同，他给妻子以革命的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伴侣，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相守终生的革命伴侣。

中国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但何为革命？与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革命成功后，当年的红花白马凯旋故里时，旧时屋檐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非单纯人为因素所致，多为客观环境而促成，不仅存在于军人中，在革命文化人中也很普遍。

陈琮英由任弼时带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到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书记，与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令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革命伴侣刘群先就是无锡纱厂的女工，刘群先也曾和博古同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劳工神圣和五四反传统并行不悖，人们既能看到像谢冰滢那样的北伐军中英姿飒爽的知识女兵，也能发现端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里的中国纱厂的女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一个职业革命家和他童工出身的妻子，并排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近代以来，风雨如磐，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女革命党”。自“鉴湖女侠”秋瑾以来，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葆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英、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把这批20世纪20年代投身革命的女性，与那些人数更多的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从容，目光广大而恢宏。不管她们是来自于五四学潮，还是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在“苏维埃十年”（1927年—1937年），她们的身影出没于上海的狭窄弄堂、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柳克斯大厦、赣南的泥泞小道和漫漫长征路上。她们是革命的弄潮儿，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事，都会有一种令人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1938年至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也是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先，但她最后却消失在寒冷广袤的苏联大地，再也没能回到眷恋的祖国；贺子珍总算返回国内，但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刘群先、金维映等一批滞留在苏联又失踪的女同志命运之坎坷和不幸，令人不胜唏嘘。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像陈琮英这样的女同志，多数都不为世人所知，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蔡畅，作为接替王明之职的中央妇委书记，她主要在根据地从事妇女界的领导工作，20世纪40年代后期，又频频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出席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邓颖超，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活跃在武汉、重庆，做着包括联络各界妇女的党的统战工作；孟庆澍在武汉和重庆做的工作和邓颖超类似，她曾经随王明返回延安，作为仅有的几个女性代表，出席了著名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当王明调任延安中国女大校长后，孟庆澍也来到女大工作，以后，随着丈夫一起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更多的女青年则活跃在女大、抗大、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歌咏、戏剧、大合唱此起彼伏，她们把青春、理想和革命的罗曼蒂克带到延安这座革命的城市，这就是风华正茂的丁雪松、韦君宜一代，其中也有江青和叶群。在她们的前面，仍是那些“大姐”。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琮英继续做任弼时的机要秘书。在此阶段，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承担着极其繁重的领导责任，这位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党的“总管家”。陈琮英协助丈夫做的就是事关全党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江西时期，类似的工作曾有两位“大姐”担任，这就是邓颖超和刘英，在长征中，她们一直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行动，在她们的手中，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核心的机密，因而她们没有被编入由女同志和老干部组成的“休养连”。陈琮英担负任弼时机要秘书的职责，一直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同年，陈琮英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处长，这也是她革命几十年担任的最高和最后的职务。

陈琮英一生都保持着当年参加革命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自然而来的是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人们目光所见，既有朱德、康克清劳作于屋前菜园，也有武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鲤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天壤之隔？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地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任弼时，一个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以他奋斗的一生，完美地诠释着革命和革命者的意义；陈琮英，则以自己的坚毅和朴实，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体现着丈夫的美德，如今带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光华，静悄悄地走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