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大吊诡？

 

　　生活对我来说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奇特的体验。

　　作为一个媒体人和读书人，我有机会不断去领略这个时代那些高大上的知识和人物的视野。

　　作为芸芸众生的一份子，几乎每个礼拜，我也在信息海洋里被那些“少数的关键”所吸引和震颤。在具有共振效应的社交媒体上，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篇文章都可能形成惊涛骇浪。

　　上个星期，是中年人的保温杯与枸杞，这个周末，是上海松江那个被摔倒在地的孩子的哭声，以及远赴厄瓜多尔的中国冷藏运输船的命运。

　　前一种体验，让人觉得思想永恒、智能无上，就像《未来简史》展望的，21世纪的人类能把自己升级为“神”，获得上帝才有的“创造出植物、动物和人”的神力。

　　后一种体验，则让人从身边的点点滴滴里，迸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意识与情感。

　　语言、文字、图像、音频、数据……所有这些传播符号和文明的载体，在让人乐观的同时，又如同陷入了兵荒马乱、扑朔迷离的世界，无论你叫它黑天鹅，还是灰犀牛。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E•O•威尔逊2009年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着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组织机构和上帝般的先进技术。”在他的描述中，这三者同时存在，处于平行的没有顺序的结构之中。

　　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面对的一个最大吊诡：身体进入了21世纪，拜先进技术之所赐；社会组织与结构，还很传统；而人性，人的情感，与一万多年前甚至几十、一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还差不多。

　　我们身处其中，我们无处可逃，我们究竟如何选择，如何呼吸？

500年前的文艺复兴与今天的洞见

 

　　“如果以经济发展、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指标来看，今天无疑是人类福祉提升最快的时代，但为什么人们的快乐程度并没有明显提高？”

　　“全球化一直被看作人类发展的福音，但反全球化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能不能说，全球化也有上下半场，上半场人们更多看到‘合’的好处，下半场则更多趋向于‘分’？”

　　在一场很多名家参与的活动中，我向《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的两位作者，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伊恩·戈尔丁和克里斯·柯塔纳提问。伊恩·戈尔丁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和南非发展银行行长，他在2016年年初对商业领袖们预测，首先，英国人会通过投票选择“脱欧”；其次，唐纳德•特朗普将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两位作者的研究方法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他们选择了1450年到1550年这一段的文艺复兴作为研究对象，和当今世界进行比较。

　　500年前的文艺复兴，不只是带有普遍美感的神奇时代，还是一个激荡时刻——有诸多伟大的发现，也伴随着痛苦的动荡。

　　一方面，1450年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找到了通往亚洲财富的海上航路，1513年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这一切颠覆了过去的常识性“真理”，原来地球并不是静止不动，太阳也不是绕着地球转，人的心脏并非灵魂所在，只是一个血泵。印刷机印出的书本把新知识传播到各地。

　　而在另一面，风险也随之增多，新疾病如野火扩展至大西洋两岸，奥斯曼土耳其人用火药这种新式武器征服了地中海东部的丰饶土地，马丁•路德点燃了欧洲大陆的宗教革命，天主教会这一欧洲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权威机构在重压之下永久分裂。

　　今天，类似的、升级了的场景和矛盾又在上演。柏林墙的倒塌类似于哥伦布的出海，互联网类似印刷机。和500年前改变世界的是少数天才不同，今天改变世界的更重要力量是团队。人们会聚在一起相互学习，互联网冲破无数壁垒，多元化带来新变化，学习和创新的速度让一切演进过程都不断加速。

　　但硬币的另一面，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刻上去的头条新闻是“9•11”事件、次贷危机、日本核泄漏等等。作为城市纪元的第一代居民，人类享受着空前的全球化成果，而因碳污染排入大气聚集的温室气体浓度也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气候记录中15个最热的年份，有14个出现在21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说：“洞见是指引和门径，没有它，什么都做不好。”马基雅维利说：“谁渴望预见未来，就必须征询过去。”“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被同样的热情激励。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发现的时代》一书中，两位作者说：“我们所缺乏的急需之物，是洞见。洞见能使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史诗般的旅程。并且，洞见能提升我们一起将21世纪打造为人类最好世纪的可能。”

福祉提高，人们为什么不快乐？

 

　　他们是乐观的。对我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快乐没有随总体福祉的提高而提高，而反全球化的力量却在上升？他们认为有如下的原因：

社会的分化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实际不是这样，世界的高山丘陵在增加，有更多的起伏不平。如果你选的地方对了，可能会占据优势，否则可能会被抛弃。

　　1490年的时候，威尼斯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因为它控制了欧洲的丝绸之路。

　　1498年葡萄牙发现了另一条航海路线也能获得亚洲的香料和丝绸，于是贸易开始在海上流动，老的丝绸之路沿线的社区开始分崩离析。1499年香料的价格就跌了一半。

　　威尼斯商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的商业模式和以前一模一样，但经济中心转移了，从地中海沿线变到了大西洋沿岸，原来的优势就丧失了。

　　现在的很多工作就像当年的威尼斯商人，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指出，未来20年47%的美国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机器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世界会出现大量“无用阶层”。

　　此外，不平等现象在扩展。这并非全球化才有的问题，但却是有人被全球化排斥或抛弃才出现的问题。

　　如果你住在美国中部，生活可能比上世纪70年代还要糟糕，脱离贫困境遇的机会比那时还少，所以他们不愿意开放，要把外国人阻挡在外。在英国北部许多城镇，原有的工业垮掉了，工人们没有钱搬到伦敦找工作，他们被世界的快速变化甩在了后面，他们当然反对移民，觉得移民抢了他们的工作。

　　上述境遇必然形成一种社会情绪，就是痛恨少数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还通过离岸中心以避税。他们还痛恨政府腐败和公司丑闻，痛恨全球化的赢家获益如此之多。输家什么都没有，赢家还压根就不愿意重新分配所获的利润，最后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触即发的火药味，对所有人都不利。这就像文艺复兴时代，教会非常奢侈，人们要缴纳高额的税，普通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却没有什么自由和改善，就可能导致一系列极端主义后果，比如当时的佛罗伦萨是世界各地学者的圣地，但佛罗伦萨被极端主义者控制后，天主教教会完全腐败，所有新思想就停止了。

互联互通的威胁

 

　　一体化连接的体制，就像一个大机场，人流、物流非常发达，但一旦有流行病毒，扩散也很迅速。

公共产品的悲剧

 

　　大家都想获得公共资源，比如足够的水、能源和矿藏。

　　以前资源是可持续的，但需求越来越多，如果毫不节制，就会发生灾难性的气侯变化，最后就是没有能源和资源可用。

　　就像钓鱼，作为个人去钓鱼当然没问题，如果人人钓鱼就会出现大问题。越来越多人吃寿司，金枪鱼就在灭绝，越来越多人要犀牛角，犀牛这个物种就会灭绝。动物也好，树木也好，再生的速度要远远慢于我们消耗的速度。

　　健康方面也有同样问题。我们吃抗生素越来越多，可以有效预防疾病，但抗药性越来越强，抗生素疗效反而在削弱。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自由。

今天怎样规避风险，创造更伟大的“文艺复兴”？

 

　　那么21世纪的风险指南究竟是什么？

　　伊恩·戈尔丁和克里斯·柯塔纳在书中强调，有四个秘诀：

• 　　欢迎天才。天才总是不断尝试，不断失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领导人类前进，但现代的教育体系或是企业对天才还不够“友好”。

• 　　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意味着一种“引力场”，是“形成于某个紧密共同体生活实践之中，并与之息息相关的一套认知”，是聪明头脑碰撞的“创意工厂”，它需要足够的包容，兼收并蓄，否则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学说。因为伟大学说往往一开始被认为是歪理邪说，就像哥白尼观测天体，如果强迫宇宙服从“地心说”，而不是让“现象引导天文学家”，那么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

• 　　制作新的地图。就像大航海时代，带回来的东西、所发现的新事物，都意味着要有勇气撕掉旧世界的地图，绘制新的地图。这不是说船长把数据汇集在一起就可以了，还意味着人们要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去认识世界，去寻找真相。在文艺复兴前，人们通过《圣经》找真相，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认为他到中国，因为《圣经》上说全球有三个地方，非洲、亚洲和欧洲，他认为他到的地方必是《圣经》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要适应新的变化，不断绘制新的地图，要把所有新的发现成果融合在一起。在商业界，挑战老地图和旧模式更加重要。亚马逊为什么成功？因为他们的理念是“每一天都是第一天”，而不是简单地每天重复前天、昨天、上个月、去年做过的事情。

• 　　打开思路。想要更大成就，得有广阔的认知和视野，而非过去专注某个领域。

　　戈尔丁、柯塔纳与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弘教授的讨论中，他们又提出了两个有价值的洞见：

　　第一，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包括中国，完全可以说现在比过去好。为什么人还这么焦虑？因为变革的速率太快了，是指数级的增长。1800年的时候，最快的旅行速度大概一天10公里，今天是1万公里，所以出行方面我们已经改进了1000倍，但我们需要复制这种改进速度，在地球上一天旅行1000万公里吗？不会也不需要。我们可以探索指数级增长的其他一些维度，比如计算机运用、芯片处理能力等等。

　　第二，虽然人类常常焦虑，但是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的普及，也许人类会更加焦虑和恐惧。美国当地时间21日，有一个日全食，美国人可激动了，说日全食快要来了，是百年一遇。如果是500年前，你可以想象一下会有多少疯狂的人用日全食来解释说，世界末日来了，上帝要来惩罚我们了，那时候的官员不知道要怎样苦苦挣扎，才能控制民众的焦虑。而现在，人们是拿着智能手机疯狂拍摄，没有任何恐惧。所以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简化这个复杂的世界，让我们少焦虑一点，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的变化，让我们的步调被变革改变后能够恢复得更加正常。

人类“长生”的解决之道

 

　　500年前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人类在面对陌生世界的挑战时，最终找到了政治、经济、技术的解决方案。今天，乐观主义者们相信，人类依然能找到解决方案，成功地创造未来。

　　但一个正在变得现实的问题是，找到新解决方案的“人”，还是过去的人吗？

　　这两年大热的《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强调的重点是，今天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世界上因为饥荒、瘟疫和犯罪而死的人，远远少于历史上死于自然灾难的人；发达国家遭遇恐怖袭击而死的人远远少于吃垃圾食品而死的人；如果埃博拉病毒发生在一两百年前，死亡人数不会是今天的1万人，而是百万级的人。赫拉利说，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差一大截，但仍然会让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再生医学、纳米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科学家预言，人类到2200甚至2100年就能打败死亡。死亡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人的长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问题。

　　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赫拉利说，人类的长生之道有三种：

　　 一是用生物技术，就是改变、“升级”自己的生物身体；

　　 二是用网络电子工程技术，就是让有机身体接入非有机零件，例如手臂和眼球，或者将微型的机器人植入细胞或血管中；

 　　三是制造一个完完全全的非有机身体，有可能将人类意识上传到电脑中。

　　目前这些事可能只是在一些实验室进行，谁也不知道这些创想最后会产生什么。过去40多亿年，生命一直局限在有机化合物的相对较小的范围中，但21世纪的人类已经走到人造非有机生命体的边缘——从有机体到无机体。生命之后，是生化革命？

　　奇点大学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去年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充分融合人工智能的人类智能才是智能的更高级形态。一家名为Kernel的公司正在将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它主要利用神经义肢技术，在人脑中植入相关设备，改善人类的认知能力。

　　戴曼迪斯说，人类大脑由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组成，构成100万亿个突触连接，这些细胞以及细胞间的突触连接造就了人，控制人的思考和感觉。神经元组成的大脑加上感觉器官，塑造了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当这个系统受损、失效时，就需要神经义肢技术，用电子装置代替受损神经系统或感觉器官功能，比如1957年有了第一例帮助聋人获得听觉的人工耳蜗的植入。这个领域就是脑机接口——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与外部计算设备之间的直接信号通路。脑机接口技术的目的是实现将外部数字世界与大脑无缝连接，以增强或修复人类认知。

　　如果Kernel的设想能变为现实，人类将拥有强大的脑机接口，并快速修复和增强大脑功能，最终可能使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二为一”，成为另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智能。

　　人类一直在创造智能工具，扩展自身的功能。但这一次，人类开始将工具结合到生物体上，并以指数式速度快速变化。工具正在改变人类这一物种——人类通过工具进化人类自身，从自然选择的进化迈向智能化方向的进化。

　　奇点大学校长库兹韦尔预言，到2030年之前，人类就能将纳米机器人（通过毛细血管）输送至大脑中，从人体神经系统中为人类提供完全沉浸式虚拟现实，并将大脑新皮层连接到云存储上，人类将能够在云存储中扩展大脑新皮层功能。

 

你我该怎么办？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把全球化、智能化的场景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在这个数据主义流行、权威从人转移到算法的时代，应当坚持让科技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科技。同样的科技可以建造不同的产品，建设不同的社会，这背后是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使用技术的人才明白怎样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

　　两年前开始内容创业的时候，现在想来，就是在为自己绘制新的地图。“如果上帝不拿走你的过去，就会拿走你的未来”，所以要开始新旅程。不求一鸣惊人，但要一诺千金，在商业文明研究和传播之路上，不偏离，不旁移，十年一诺，一以贯之。

　　在这兵荒马乱的符号世界和现实里，怎样找到更好的自己？我对自己说——

　　以定制不定。外部再多变化，自己要有一些确定和安定的东西，比如要好好锻炼身体，坚持学习，按照既定目标一步步走。

　　和而不伤害。伤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句居高临下的恶言恶语也是伤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利人达到利己。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是人除了传承生物基因外，还有文化传承，可以通过符号学习“活”在祖先的世界里，“活”在远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世界里，从而在有限时间“活”出无限体验。每个人都继承并享受着人类的文明精华，尽力利他，就是偿还这种福报。更不要说，不好好利他，如何能真正利己？

　　常怀敬畏和自制力。敬畏和自制不是恐惧忧患，自我设限，而是在真理和规律面前，保持谦卑和克制。“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所以即使没人看见，没人听见，也要戒慎，慎独。

　　上述四句话，权作写给自己的《21世纪个人风险指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