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动工业部门转型升级以促进工业的持续繁荣，仍是发展的重要目标。

　　近年来，在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下，中国工业产出增速放缓，而随着服务需求扩张，服务价格相对工业品价格上升，劳动力加速进入服务业，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超过工业。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让位于服务业，工业的重要性也已大大下降。

　　工业真的不重要了吗？笔者认为，一旦工业增速持续下滑，服务业的繁荣与就业扩张将不会持续，这是由当前中国服务业对工业部门的依赖性以及服务业就业的滞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大力推动工业部门转型升级以促进工业的持续繁荣，仍是发展的重要目标。

国民经济对工业的倚重并未根本改变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但另一方面，就业形势又持续向好，就业似乎脱离了经济这个基本面的约束。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6.9%，但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12万人，远超过年初设定的1000万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05%的较低水平，远低于年初设定的4.5%的目标。

　　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7%，但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在下降，为4.02%。

　　根据人社部的最新数据，2017年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97%，环比下降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近年来首次降至4%以下。

　　各项指标均显示，在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始终保持了向好局面。但在以往的经济下行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此次的就业逆势回升现象。就以2008年为例，当年上半年由于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出现深度回调，随之出现了近2000万人的失业问题。

　　为什么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中就业形势得以独好呢？一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异军突起，抵消了第二产业增速下滑的冲击。然而，在新常态背景下，如果工业部门进一步下滑，服务业的就业扩张是否还可以持续？是否还能接替工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就业海绵？对此，我们持谨慎的态度，原因就在于，中国产业结构还没有达到高级化阶段，服务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对工业的倚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将沿着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的脉络渐次演进。目前西方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退居其次，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则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

　　以美国为例，当前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均已超过80%，而欧洲和日本也都超过了70%。与这种产业结构相对应，服务业已成为美日欧经济体的就业海绵，特别是每当发生大的经济衰退时，服务业就会“挺身而出”，异军突起，承接其他产业排斥出来的劳动力，起到就业稳定器的功能。当下我国也有人出现了一种认识上的麻痹，认为工业不景气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服务业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它像万能金刚一样，能化解各种失业风险。

　　然而仔细回顾一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服务业繁荣绝不是脱胎于经济和工业不景气的环境，恰恰相反，只有依托于工业部门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锻造出一个强大的服务业部门，并取代工业部门成为国民就业的主战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服务业繁荣的背后，尽是工业繁荣的故事，而在工业萧条时期，总能见证服务业凋零破败的影子。

工业下滑对服务业的冲击只能延缓不会消失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阶段，服务业尚不发达。虽然自2013年起中国服务业GDP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另一方面，在服务业内部，仍然以传统的生活服务业为主导，新兴的生产服务业仍在唱配角。与这种结构相对应，服务业不可能脱离工业部门而出现持续的自我繁荣。

　　首先，中国的生产服务业诞生于传统的工业体系，对上游工业部门有很强的依赖性。当这些部门萎缩时，生产服务需求也自然下降。当然，如果生产服务业能够像美国的生产服务业那样，能够反过来改造传统制造业，那么它也可以通过自我率先发展，带动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和改造，进而创造需求，实现成长循环。但目前中国的生产服务业尚不具备这个能力。服务业自身的转型升级需要时日，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上游部门更困难。

　　其次，就生活服务业来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亮点，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扩张。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服务消费需求，它又取决于居民收入，而后者又与工业景气度休戚相关。毕竟目前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业，工业不景气必然会冲击到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最后，收入下降不一定会立即冲击到服务业，短期内人们还可以凭借财富积累来维系消费。但长此以往，只能坐吃山空，冲击只能延缓不会消失。今天中国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形，改革以来人们积累了不少财富，消费的选择空间变大，即便短期内收入下降，生活服务业的消费或许还能维持在原有水平上而不至于明显下降，这维系了短期的服务业繁荣。但如果中国工业部门持续下滑，随着流量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及存量财富的不断消耗，生活服务业终将面临需求缩减的境遇，这可能会迫使服务业就业陷入泥潭。

当务之急，是重新“武装”工业部门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服务业就业都有明显的粘性特征，特别是在萧条周期，从产值下降到就业下降有一个明显的滞后传导过程，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与工业企业相比，服务业企业多为小微企业，组织形式灵活。小餐馆、小旅店、杂货铺、理发店都是典型代表。它们不像正规的工业企业那样拘泥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而是可以采取多种变通方式来应对经营滑坡。比如在不改变雇佣人数的情况下通过压缩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长来节约工资开支。

　　第二，与工业企业相比，服务业企业的工资具有柔性特征。工业企业一般执行标准工资制，当经营滑坡时，很难按边际原则下调工资，于是会出现工资高于边际产出的情况。此时只有通过裁员才能使市场恢复出清，因此产出下降很容易转化为失业风险。与此相反，服务业企业一般都是按边际原则来调整工资，工资机制具有柔性调节的典型特征，它能有效化解效益不佳情况下企业的成本压力和裁员压力。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以低于法律底限值（如最低工资标准），而不至于招致员工投诉，在“民不告官不究”的制度潜规则下，企业主与员工也会相安无事。

　　第三，上述两条要成立，企业主和员工之间还要达成“风雨同舟，互谅互让”的“秘密握手协议”。否则，不管是压缩工时还是降低工资，员工是很难答应的，而内部人协议恰恰是中国服务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很多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小微型服务业企业，员工与老板都多少带有一些裙带关系，比如亲戚、同乡、同学等。在处理劳资关系时，更多地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能将就就将就。“秘密握手协议”为工时与工资的柔性调节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服务业企业规避经营困难的法宝，至少在短期内避免了大规模裁员带来的震动。

　　既然从工业景气度到服务业景气度、从服务业景气度到服务业就业都有一个滞后传导过程，那么综合起来，工业景气度对服务业就业也应该有一个滞后效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工业持续下行所可能出现的失业风险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不切实际地指望服务业来化解它，短期内服务业可以维持目前的就业局面，但长此以往，它也独木难支。对于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为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当务之急，还是要从根本上重新“武装”工业部门，并提振其活力。只有工业部门得到长足发展，才能为服务业提供持续的动力，否则服务业终将陷于枯竭。近年来发达国家发起了再工业化运动，从本质上说，就是为服务业创造新的需求，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的续航能力。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