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孕育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是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利益攸关者，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活跃的货币关系。因而国际社会充斥着关于中美“货币战”的各种揣测和预期。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我们应客观看待美元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总量上有赶超美国之势，但在质量上与美国仍存较大差距，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主导地位仍将持续。

　　我们认为，中美货币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复杂交织，中美如能实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战略合作，将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中美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中美货币合作的可能性是基于两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共存于同一个开放国际经济体系的独特定位。

 

中美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利益诉求

 

　　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其改革诉求的不同。而中美处于同一个开放经济体系的现实又决定了两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异中有同。中国希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美国希望维护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两国的利益侧重点不同，但维护大局稳定、建设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关切。

　　（一）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诉求

　　第一，维护以美元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软制度安排，即依靠美国主权信誉为主，IMF危机救援为辅，来支撑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刚性需求，而美国并无将美元币值与任何硬资产挂钩的刚性义务，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实际上能够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低成本国际融资（这其实是国际储备货币铸币税的外延）。这是美国现行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美国致力于维护这样一种“软制度安排”，对于强化国际货币体系治理约束性的各种主张持谨慎态度。

　　第二，维护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美国坚持以国内经济基本面决定货币政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充分就业和稳定的通胀水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针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低迷的通胀水平，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三轮量宽政策，维持超低的利率水平。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在推出第三轮量宽政策时就提出退出“门槛”，表示在“失业率降至6.5%、通胀水平维持在2%以下”之前，将维持每月85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美联储希望，当国内劳动力市场强劲复苏、通胀水平有效回升时，即可拉开退出量宽、促进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序幕。

　　第三，掌控美元汇率变化主动权。美国利率调整是调节美元汇率的直接经济手段。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强大的外溢效应，美国不需要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只要升降利率就可通过美国与其他国家利差的变化来引导资本流动方向，从而改变美元汇率。因此，所谓汇率由市场决定至少是一个不完整的命题，美元的供求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另外，金融外交则是美国主动调整美元汇率、制约别国自主调整汇率的非经济手段。近十年来，推动人民币升值成为美国金融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诉求

　　第一，建立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相匹配的人民币国际地位。中国经济与贸易大国身份以及持续增加的开放度，与货币小国身份极其不相称，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对中国而言，加大了中国经济在对外贸易投资中的成本与风险。对世界而言，造成了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代表性失衡，全球实体经济格局与货币格局脱节，限制了国际支付手段的多样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能超越中国的发展阶段，但应当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相匹配。

　　第二，通过双边、区域机制局部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近年来，中国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货币稳定和互助机制。截止2015年4月，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签署了31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2.9万亿人民币。这些双边和区域性机制提供了不同层面的货币稳定与流动性支持手段，从局部改善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是对以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补充。

　　第三，建立有利于国际贸易与实体经济的国际货币规则。中国的利益要求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以减少贸易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与交易成本。中国主张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采取负责任的宏观政策，以提高国际货币环境的可预见性；通过国际和区域层面的制度安排提供充足适度的国际支付手段和流动性，调节全球国际收支，缓解以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带来的矛盾。

　　第四，拓展更加自主平等的货币关系。为保持汇率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得不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不是与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步，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不一致时，中国的货币政策调节空间即受到限制。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弊端更加突出。中国作为开放大经济体，需要全方位的政策调节工具，需要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发展与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更加自主平等的货币关系应当成为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之一。为此，中国逐步推动人民币与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直接交易，陆续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推出人民币与澳元、新西兰元等币种直接挂牌交易。最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改革也反映了向这一方向的努力。

　　（三）相对稳定、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诉求

　　第一，中美都希望维护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现有体系的反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循序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这一体系的稳定，因而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希望通过建设性改革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话语权，而不是颠覆现有体系。中美之间可以在“维稳”和“改革”的对立统一中寻求共识。

　　第二，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符合两国的客观需要。

　　从现实看，当前中美两国在国际货币领域遵循着基本的合作规范。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相向而行的。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一方面不断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中国扩大内需，美国消减财政赤字，推动自身国际收支“再平衡”；另一方面，在全球其他货币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与美元总体保持坚挺，避免全球性的货币战争，有效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这说明，在中美同属于一个开放经济体系的情况下，两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合作某种程度上不完全取决于两国的主观意志，也是全球化的客观规律使然。

　　第三，两国在具体的利益诉求上异中有同。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导向有很大不同，但也能够找到利益衔接点。例如，更加平等的中美货币关系有利于增强彼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国希望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希望外汇储备不缩水，中美在彼此的货币稳定中互有既得利益；美国如果破坏中国的金融稳定将导致中国被迫抛售美元资产而危及自身，同时中国如果主动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也将导致自身外汇储备的重大损失，金融上的“确保相互摧毁”使中美之间的“货币战”缺乏吸引力。这些利益衔接点使中美之间的货币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具有经济合理性。

 

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合作前景

 

　　同为开放型经济大国，中美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负有重要责任。中美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合作前景，不仅基于两国谋求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全球货币治理机制的共同需要，也基于两国经济共存于同一国际经济体系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最大“公约数”，可以探讨一些合作的优先方向。

　　（一）中美货币合作是两国经济关系深化的延伸和拓展

　　中美经济关系以贸易与投资合作为基础，两国经济融合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与深度，正在向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自贸协定的纵深方向发展。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中国对美投资的增加，中美在金融领域的交融也将进一步拓展。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化发展将对货币合作产生客观需求。

　　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更加平等互利。201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达到5550亿美元，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实体经济联系的深化必然反映在货币金融领域，尽管中国尚未在美国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但市场已经做出明智选择，纽约正在成为人民币重要的离岸市场。中美两国更应顺势而为，研究双边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为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与投资发展、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奠定基础。

　　（二）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负有重要责任

　　第一，货币合作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全球金融稳定。

　　中美是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中美货币稳定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安全锚”。中美合作致力于建设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更加匹配、权利与义务更加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保障。中美货币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在确保全球金融总体稳定的背景下，实现美元和人民币的权利与义务调整。中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的合作，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货币领域的体现。中美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对等。双方应超越“争夺货币主导权”的惯性思维，各自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共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货币合作”遏制“货币战争”。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对现有体系的建设性完善。

　　当前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有两大派：一是激进派，建议创建以SDR为核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二是温和派，建议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建设性修补。相对而言，温和派改革方案较为可行。要发挥储备货币发行、汇率安排、失衡调整、流动性管理、救助机制等功能，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有三个要点，即美元仍发挥主要作用的储备货币多元化、IMF在国际层面的协调作用、主要央行建立货币互换网络。这三个要点的推进，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

　　第三，尊重美元的客观地位并确立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

　　中美货币合作的开展应以尊重的美元客观地位为前提。以美元为主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形成的，今天美国的综合国力依然支持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不是针对美元的主导地位，而是针对现有体系的缺陷。

　　在尊重美元主导地位的同时，必须强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公共性属性。美国应承担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对内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降低财政赤字和国家整体负债率，夯实财政基础；对外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对话，保证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可预见性，充分考虑政策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四，人民币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力量。

　　人民币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颠覆性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基于市场选择的长期过程，它以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为基础，为国际市场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交易手段、价值尺度和风险管理手段。人民币国际化将为国际货币体系引入新的稳定力量，分担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应承担责任，与美元、欧元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中国以高储蓄、宏观政策稳健为特点，人民币因而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人民币国际化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客观趋势，使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拥有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坚实而稳定的动态经济基础，有利于促进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

 

中美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合作的优先方向

　

　　一是以深化实体经济合作促进中美货币合作。

　　过去那种中国提供商品、美国提供货币的旧式“中美国”经济关系恐难维系。中美有着不同的经济周期，都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再沿袭过去人民币盯住美元的货币关系。未来，中美应当通过更加平衡的双向贸易、更加平等的双向投资等实体经济的融合来达到两国货币关系的稳定。应切实推进中美经济的机制化合作，加快签署中美之间的BIT，积极探索包含中美的不同层面的自由贸易安排。贸易投资关系的拓展将使中美产生更多对彼此货币的需求，相互持有更多美元和人民币资产，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美国将产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两国的货币关系会更趋平衡。

　　二是建设更加平衡的中美新型货币关系。

　　更加双向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制度基础，也是人民币自主稳定的标志。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正在向着这一方向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中美都要克服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美国要克服对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偏好，人民币单向升值固然有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元对人民币只能一路贬值，这恐怕未必有利于美元地位的长期稳定。中国要克服对人民币贬值的恐惧，汇率本质上是根据经济基本面调整的灵活变量，只要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贬值和升值都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

　　中美应探索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并不需要人民币。但实际上，中美货币互换可以成为中美之间汇率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工具，缓冲中美之间汇率的过度波动，对中美两国都是有意义的。当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时，中国可以人民币向美国购入美元，以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从美国的角度看，则是防止美元过度升值。反之亦然。

　　三是共同推动构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应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主权货币以及SDR这一超主权货币。

　　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币种结构应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客观经济实力相匹配。美元仍将保持与其综合国力相一致的相对主导地位，人民币应当成为储备货币之一，但短期内仍然不是主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货币份额将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升而增加。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由于客观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多元储备体系应能有效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缓解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给美国自身及世界带来的“特里芬难题”。此外，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应与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相适应，为各国国际储备资产分散化配置提供可能。最后，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能够促进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同行竞争，增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约束。

　　四是努力改善汇率调节机制。

　　中美应共同致力于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首先，中美之间应当加强对话与交流，增强对彼此宏观政策的理解和默契，形成基于两国经济基本面的、更加双向平衡的汇率关系，避免人民币简单地盯住美元或人民币对美元单向升值。第二，中美共同加强与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政策协调，在宏观政策和结构调整方面相向而行，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汇率战。第三，探索建立国际层面的汇率调整机制，为N-1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应当交替让渡汇率调整的主动权。

　　SDR可以成为协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汇率变化的平台。鉴于SDR是主要储备货币篮子组合，能够较好的平滑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SDR汇率波动相对较小，中美可研究将SDR打造成国际汇率调节基准，SDR参加国共同承担责任，维护SDR币值稳定。为此，可增加SDR发行规模，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增加SDR计价产品，扩充SDR市场容量，增强市场深度和弹性，确保SDR产品的流动性，充分发挥SDR的价值发现和定价功能。

　　五是支持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IMF作为全球央行“最后贷款人”，在危机救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资源瓶颈严重束缚了其全球安全网的功能。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美分别构建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为中心的、临时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有效增强了市场信心，成功避免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未来，中美可共同支持以IMF为基础构建全球货币互换网络。中美可发挥各自在区域金融安全网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的核心作用，着力将现有的临时的货币互换协议与IMF救助资源连成网络，逐步构建一个以IMF为中心、主要央行参与的、星型的全球货币互换联盟。

　　六是建设区域与全球相结合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秩序。

　　中美应树立开放思维，共同推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国际货币制度创新。在区域层面，中国引领的东亚货币合作、金砖国家货币合作要与IMF形成既独立自主又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建设性关系。美国应欢迎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金融稳定机制是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

　　在全球层面，中美应共同审视IMF的职能，不应将其限定在危机救援，应当使之回归更加全面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职能。中美应当积极探索研究扩大特别提款权作用、增加IMF可用资源、发挥IMF调节全球流动性职能等基础性问题，为建设基于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