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日前举办的2016凤凰国际论坛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在“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绿色发展机遇”分论坛中对“俄罗斯现代化为什么会失败”、“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低碳规则该由谁制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于宏源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低碳发达国家，要么是高碳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绝不会仅仅为了低碳而低碳。任何一个经济都不会因为依靠几个这样的名词而产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俄罗斯的失败是前车之鉴，中国要实现低碳目标还要面对很多挑战。

 以下为于宏源发言摘录精编，与凤凰国际智库读者分享：    

“低碳的富国”还是“高碳的穷国”

说到低碳，我想到了俄罗斯。这个国家经过300多年不懈的奋斗和努力，诞生了一个又一个伟人。而今天的俄罗斯，人均GDP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并且日益沦为一个单纯依靠资源出口的国家。不禁令人感叹，俄罗斯做了几百年的努力，最终现代化还是失败了。原因有两点：

第一，俄罗斯国民经济越来越集中于一些僵化的产业和部门。第二，任何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指导思想。不存在单纯的“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经济进步、现代化。一个国家绝不会仅仅为了低碳而低碳。任何一个经济都不会因为依靠几个这样的名词而产生突飞猛进的变化。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当航运指数低到历史最低点时，欧洲经济、美国经济却相对不错。用传统钢铁、火车、煤炭指数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些经济指标已经难以衡量今天的经济成就了。全球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

今天的中国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低碳国家。如果参考日本、欧洲的能源效率、人均用水，或者是工业效率，就会发现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低碳发达国家，要么是高碳发展中国家。即“低碳的富国”和“高碳的穷国”。从钢铁的循环利用率来看，美国是70%，而中国只有13%。循环材料领域亦是如此。所以美国并不是一个奢侈、浪费、纸醉金迷的国家。在其背后有价值、市场、政策、经济制度和地方的因素。

全球化退潮，中国低碳越来越难

低碳是一个结果，只要我们真正推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目标，就必然会产生这个结果。然而巴黎气候大会后出现一个现象，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迷。此外，全球化浪潮不断退缩，动力不足，而反全球化力量却在不断飙升。中国经济还面临着硬着陆的可能性，想要跨过人均GDP一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容易。中国想从高碳走向低碳，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中国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就会被西方国家所谓的“阴谋论”绑架。 

未来国际格局是低碳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产业也会不断进行调整。传统的中国模式是大进大出。中国进口最多的是钢铁，与此同时，用全球最便宜的劳动力，打造世界工厂。以便宜劳动力为核心的中国模式不仅增加了污染，还在逐渐被世界经济边缘化。中国能否走出这个陷阱，成为一个低碳的现代化发达国家，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30年前，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学拉美的经济奇迹，从汽车到飞机制造，现在早已不提。在现在这种全球化退潮的环境下，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低碳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低碳规则，用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关于中国提出的“绿色领导力”概念，我认为要注意两方面，一是要适应现在全球经济体系经营格局新一轮低碳革命的发展，二是要塑造自己的规则话语权，承认这些是未来科技革命和经济革命发展的方向。但是，这又涉及到大量的低碳规则和规范问题。是用美国所提到的低碳发展规则？还有用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同样在全球范围进行引领，这两种话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选择了中国规则，就意味着无论是将来中国会不会发展、富裕，都要在这个规则下做事，不可能跳出这个规则体系。

我们在全球气候体系和低碳规则中是后来者。在谈绿色引导的时候要清楚一件事，我们是基于现有的西方主导，在西方已经占领先地位的既有规则之下做事情。除非能用中国的概念打造自己的话语，否则，我们的发展、理念、技术、立法都要建立在现有的西方规则话语权领域上，很难形成自己的领导权，这是中国的两难之处。

在全球低碳和绿色全球化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另一个方面，接受WTO绿色产品谈判，未来的多边谈判以及贸易投资规则，共同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渐渐会发现，中国其实可以在别人的“船”上发展自己。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两难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靠“一带一路”，推动绿色发展有难度

大家都希望“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推动绿色发展，把更好的产品、产能转移出去。然而从传统来看，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非常的脆弱。中亚地广人稀，传统的游牧民族非常分散，那里极端缺水，生产1立方米天然气需要3到4吨的水。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发展？我们用什么样的理念发展呢？特别是一些跨国基础设施，还涉及到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发展状态。

现在讨论最多的是整个湄公河地区6、7个国家的合作区域。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地区从2013年以来，出现大规模干旱，粮食减产。而我们是整个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推动者。现在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不讲究哪个政策能实现最优低碳目标。把钱用于低碳环保，可能用于扶贫与生活保障的钱就会减少。怎么样在各种各样的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政策中里面选一个最优解，是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事。

所以，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绿色发展领导力，都取决于国内的经济结构，取决于中国人的收入改变。如果我们的平均工资还是3000块钱，怎么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绿色低碳产品呢？还会存在很多人去日本、美国疯狂购买东西的情况吗？如果改变现有的模式，突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如人口要素、廉价劳动力要素、资源环境要素，这些优势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劣势。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将成为我们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