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政企学研各界代表将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紧迫的挑战，探讨“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重点议题，为国际合作指明方向。
如何认识本次峰会的独特作用与重要意义？中国可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哪些智慧与方案？怎样创新G20工作机制，使其发挥更大、更广、更持久的作用？本报特邀作为G20重要外围机制和配套活动的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中三家牵头智库负责人，畅谈中国方案、中国作用和中国信心，期待即将召开的峰会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为全球发展提供动力。
让目标从纸面走向现实
记者：“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本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主题重大而鲜明。在各位看来，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对于本届G20峰会的显著期望有哪些？本届峰会的独特作用与重要意义将从哪些方面得以凸显？哪些重点议题会引起集中讨论、引发强烈关注？
张宇燕：本次G20峰会意义重大。当前，人们关切世界经济政策的走势，却拿不准未来经济政策调整的出路在哪里，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事实上，全球经济低迷主要缘于全球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速缓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衰减、人力资本形成放缓等。从国际层面上看，存在各种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从劳动力市场看，存在就业增长缓慢、青年人失业现象严重、劳动力市场弹性不足等问题。
为什么有人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信心不足？主要原因在于，维持目前的增速，靠的是非常宽松的、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篮子里，可利用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政策空间越来越小。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市场风险上升和债务水平迅速提升。这时，如果有的国家降低本国利率、促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更大份额，就很容易引发竞争性贬值。因此，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要加强政策协调。此外，国际贸易投资壁垒加重，保护主义频频抬头，这些都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带来很大威胁。因此，各国希望G20提振全球信心，消除至少是降低不确定性，为世界经济沿着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轨道行进提供明确的理念和指导原则。
王文：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为全球所瞩目。让世界经济从中国再出发，作为本次会议主办国，发挥二十国集团引领作用，为世界经济发掘动力、指明方向，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战略远见和责任担当。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个主题在2015年年底甫一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其英文表述为“4个I”，即innovative，invigorated，interconnected，inclusive。其中“包容（inclusive）”是对上一届主题的延续。中国吸取上届经验并提出“4个I”，延续的同时分享了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中国方案，切中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症结。
“创新”讲出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必要动力，也表明G20要担负推动全球创新的新任务。“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中国要提出更高效的金融贸易体系，推动全球经济呈现出富有活力的状态。“联动”即互联互通，是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目前亚欧大陆两端富裕，中间欠发达，要加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一系列联通，如贸易畅通、货币流通、设施联通等，为世界经济提供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包容”指明了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也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划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峰会提出的“4个I”为全球经济指明了趋势和发展路径，将在G20杭州峰会引起高度关注。
陈东晓：在我看来，世界各国对G20杭州峰会抱有三大期待。一是“聚焦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创新蓝图和战略、激活国际贸易与投资动力、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方案等。二是“目标从纸面走向现实”。大家普遍期待峰会不仅能够提出一般的原则和目标，更能围绕原则和共识制定G20的集体行动方案，包括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等。三是“成果能够共享”。G20的成果不能只是G20成员国的专利，要在更大范围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得到认可，并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对接。
本届峰会的意义也将在三个方面凸显：首先，这可能是历届峰会中成果最丰富的一届。尤其是创新增长蓝图、贸易投资战略、G20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集体行动倡议和中国落实2030议程的国别行动方案等。其次，这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和面向未来的一届峰会，第一次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G20总体议程中，并置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邀请发展中国家最多的一次，大大增加了G20议题能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内得到呼应和落实的力度。三是中国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和领导力方面将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可。
如下议题会受到特别关注：一是如何落实2030集体行动方案的倡议，包括G20成员国如何率先制定各自的国别行动方案，起到表率和领导作用。二是G20成员国能否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峰会协议获得G20成员国立法机构的通过，以确保巴黎协议最终生效的最低门槛。三是在国际贸易增长萎缩、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停滞、国际贸易规则及谈判碎片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趋势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切实推动世界贸易体系继续沿着开放、包容普惠的道路前进。四是经济全球化与发展、财富分配的平衡问题。
中国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
记者：此次峰会在中国召开，公认的是，中国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请各位简要分析，这份信心与能力从何而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新角色新作用是什么，中国可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哪些智慧与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应当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理念，变中国主张为国际共识？
张宇燕：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大、优势足、空间广，前景光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还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大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最大规模的科技人员队伍、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大市场；政府负债率比较低，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宏观调控工具箱里可供选择的工具多，市场活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力正在不断迸发。这些都说明中国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和行动，来自于中国经济强劲内生动力和中国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使得中国有信心与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对稳定世界经济增长、对全球发展意义重大。在国际规则和国际治理方面，中国能够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还能引领新议题，比如将绿色发展作为本次G20峰会的主要议题。中国不仅理念引领，更身体力行，发行了3000多亿元绿色债券，超过去年全球发行量。
陈东晓：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新角色正从一般参与者向关键参与者和领导者转变。这对中国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对全球治理的议程要有更强的倡议和塑造能力；二是对全球治理中的重大挑战和问题不仅提出一般的原则和目标，更要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三是能够率先垂范，动员更多国家和地区一起参与落实行动。本次G20峰会上，中方也将就经济结构改革、创新增长、推动贸易、投资体系开放、包容和普惠、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对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建设、国际反腐合作、全球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强化全球金融稳定等问题提出具体方案。
让中国主张变为国际主张，要注意三点：一是中国主张必须有世界意义。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亚投行”等之所以得到积极响应，就是因为中国主张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二是在推进倡议和主张过程中必须遵循开放、包容的原则，使中国方案与其他国家地区方案更好对接，减少和消除部分国家的疑虑和误解。三是提出的主张要有“早期收获”能力，吸引更多国家和利益方参与。
欢迎世界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记者：世界经济在风雨中前行，各经济体应勇于担当、同舟共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请问，在开放发展中应当如何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世界发展的贡献？
王文：世界经济增长道阻且长。在风雨中前行，这艘巨轮必须校准航向、把好舵盘，各经济体应勇于担当、同舟共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对21世纪新型全球关系发展交出的答卷，是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可行性方案。同时，在改革开放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全世界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休戚与共，中国的力量越增长，世界的和平就越有保障；中国的经济越稳健，世界的繁荣就越有希望。各方应强化责任意识与团结协作意识，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陈东晓：在开放发展的大环境下，一方面，中国维护自身发展和稳定本身就是为世界发展和稳定作出的贡献，因此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继续聚精会神搞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与世界各国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的能力，又要求我们通过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和规则方面的公共产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一是强调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倡导国际关系要超越传统的“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惯性思维。二是提出了应对跨国性的全球问题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解决路径，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各国、各地区以及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相关领域利益攸关方，应通过平等谈判协商，建立共识（共商），制定规则（共建），来协商、指导、管理和干预各种全球问题（共治），使大家都能更公平和可持续地享受全球治理带来的益处（共享）。
张宇燕：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高度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迅速提升。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我们思考中国对外关系的大背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我们要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承担一些责任，使发展惠及更多国家。比如，“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沿线国家的，更是世界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其他国家发展好了，也意味着我们发展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这也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改革创新两手发力拧动亚太经济阀门
记者：杭州峰会首次把创新增长作为重点议题，期待制定世界经济创新增长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有让改革和创新两只手一起发力，方能拧动亚太经济的阀门，经济河流之水才能活起来，才能源源不断地向前流淌。各位对此有何建议？如何实现“改革和创新两只手一起发力”？
王文：改革创新是近40年来中国秉持的核心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继续坚持创新理念，提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G20把创新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就是向全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即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实现改革突破。为此，要完善亚太中长期合作战略架构，改革创新，努力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为亚太经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坚持构建开放型经济，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尽早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张宇燕：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改革主要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两者紧密相连。我国非常重视技术创新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去年，GDP的2.1%用于研究开发。按照“十三五”规划，2020年，我们要把这个比例提升到2.5%。体制机制的创新，说到底目的就是为了鼓励技术创新、促进分工和专业化。为此，我们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推出更加符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同时，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抓早抓紧抓深” 发挥智库对G20更大作用
记者：G20的诞生与发展，与应对危机、谋划出路相生相伴。自成立以来，G20成员国同舟共济，不仅成功遏制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还引领着国际经济合作的潮流。从危机应对到长效治理，应如何创新G20工作机制，使这一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更广、更持久的作用？智库应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东晓：一方面，G20需要同时提升危机应对和长效治理的双重能力建设。G20要凝聚成员国的共识，加强G20以及其他非G20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并动员如IMF、WB、WTO以及其他新型的国际金融机构一起在融资、知识创新和共享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G20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保持其成员领导人对话论坛和政府间政策磋商平台的功能。一是不仅要深化G20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议题沟通和政策协调，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化与非G20的各类经济体的议题沟通和政策协调，推动G20议题在世界范围内落地。二是应该制定设立G20秘书处的时间表，来为现有的以三驾马车为核心的议题决策机制提供更专业和持续的团队保障。三是要进一步充实和丰富G20领导人下各类部长和工作组会议机制，及时沟通信息、达成早期收获。
20国集团智库会议（T20）要在“抓早抓紧抓深”上下功夫。一是要尽早介入G20官方层面的议题、议程形成过程，比如参与协调人会议和财长、央行行长以及其他有关部长和工作小组等会议，保持信息沟通的流畅。二是要形成更加机制化的T20网络，加紧与G20其他配套活动的协同合作，如密切与B20、L20、W20等的合作。三是提高自身能力建设，为G20官方渠道提供更多前瞻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成果。
王文：过去的9个多月里，T20在北京、深圳、上海、华盛顿、柏林、日内瓦、利马、安吉等10个城市召开了10轮智库会议，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传播中国方案与主张，也听取了国际上很多意见建议，为G20顺利召开提供助力。在7月29日举行的T20最后一轮会议开幕式上，中方G20事务协调人、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做主旨发言指出，T20是G20峰会的重要思想库。自启动以来，T20立足于智库视角，积极探讨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为领导人峰会建言献策，在推动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要让G20发挥更大的作用，智库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要及时总结中国经验，加强国际沟通。相信通过努力与合作，智库一定能对未来的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智力贡献。
张宇燕：探究国家兴衰之谜
来源：文汇报
虽然身为政策分析者和建议的提供者，但张宇燕对提政策却是颇为谨慎的。看的书越多，经历的事越多，越能感觉到事务的复杂性。“世界太复杂，很少有简单、完美的解决方法。”
1991 年年底，张宇燕放下笔，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的新书《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终于划上句号。他想起罗素的一句话：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水平的迷惘。他在第320页的后记里写道：本书展示了我目前的研究水平和思想倾向;写此书对我来讲真真切切是一种科学奋斗，这种奋斗的强大吸引力，恰恰在于它是为扩大视野、理解世界和探索新思想而进行的冒险。
那年，他31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制度经济学博士。这部处女作是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八个章节集中从制度角度探索了国家兴衰之谜，而方法论就占了一章节。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专著，当时在国内很少见，此书多次重版并获奖，并广为引用。第二年，张宇燕去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以后的25年里，他在纽约做过外交官、担任过社科院院长学术秘书，先后在社科院的美国所、亚太所、世经政所担任副所长、所长，聚焦于周期增长、国际政治研究、全球治理等，在“更高的迷惘”中不断探索。
从比较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探索国家兴衰之谜
在赫尔辛基探讨体制改革
1988 年，张宇燕读博期间，被社科院世经政所推荐赴赫尔辛基参加了联合国大学的项目——转轨改革国家的经济，这是一个由匈牙利、捷克、苏联、波兰和中国组成的团队，每个人必须写所在国的经济改革。这是张宇燕第一次出国，他的硕士导师、曾在美国学习过的江春泽教授和博士导师罗肇鸿都是“比较经济”这门学科的引入者。当时，在西方从事比较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都是研究苏联和东欧经济外加中国经济的学者，《比较经济学杂志》和《比较经济体制》是两本重要杂志。所谓体制改革就是通过比较寻找一种更好的经济体制的过程。张宇燕1983至1986年就读研究生期间，这些都是和社会现状直接呼应的前沿问题，他的硕士论文题目便叫《论经济体制的择优》。“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回忆当年的入门，张宇燕这样评价。而在联合国大学做联合项目期间，比较经济学让张宇燕有了感性认识并直面社会现状。1988年至1991年，他师从导师罗肇鸿攻读制度经济学，思考转换了一个维度。
社科院里常常是一导带一个学生，专业极细分，张宇燕就充分利用跨学科的优势，与不同专业的同学频繁交流。“这些让我视野更为开阔”
真真切切的“科学奋斗”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是张宇燕读博期间思考的结晶，当年的“科学奋斗”至今历历在目。从读研开始直到从比较经济学转向制度经济学，张宇燕脑海里始终思考着：17世纪时，为何西方突飞猛进，而中国经济增长缓慢?既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他是国内较早提出李约瑟问题的经济学者。1990年写博士论文时，他便从探索国家和文明兴衰之谜入手。在1992年修改出版的著作中，张宇燕首先提出国家或文明为何有兴衰的问题，然后梳理、分析了历史上各种学派对此的解答，从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模式，到奥尔森展开的“共谋分析”或“集体行动分析”以及刘易斯、诺斯和李约瑟的理论同构性，最后落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国家、文明或企业兴衰沉浮都和或不合时宜或行之有效的制度有关。
对于24年前的这本倾力之作，张宇燕认为有些认识还是受到局限，但是思维模式均已成型，在当时可谓是罕有的制度经济学的力作，此后多次再版而脱销。记者也是从邮件中得悉了电子版，打印后方阅读。据悉，已有出版社计划重版。但对新思想的冒险让张宇燕倍感诱惑。
与奥尔森在一起的一年
专著告罄，张宇燕博士前往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到1993年，他跟随的导师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曼瑟尔·奥尔森教授。“尽管只有一年，但是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回忆起1998年2月就去世的奥尔森，张宇燕打开了记忆闸门。
奥尔森的名字，他此前就非常熟悉。读研时，张宇燕请在美国读经济学的北京大学同学推荐书籍，当时，就读到了奥尔森于1982年所写《国家兴衰》，他为这位制度经济学中的分支——“集体行动经济学”代表人物奥尔森的思维和方法论所兴奋，一口气又去找了他的另一本著作，1965年出版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所以，当1992年奥尔森给他回信表示接受并补充说自己很忙，只能定期给他开书单和讨论时，张宇燕感动之余一口答应。
万里之行后的第一次会面是在马里兰大学的教工食堂里。奥尔森和张宇燕聊了“文化大革命”，接着谈到了冯玉祥，说他很尊重冯玉祥，原因在于冯玉祥的人生经历帮助他解答了一个长期困惑的问题，即国家以及秩序或制度是如何产生和拓展的。有一次，张宇燕谈贾谊的《盐铁论》，奥尔森听得兴致盎然，大为赞赏中国古人的智慧。[page]
奥尔森的研究策略影响了张宇燕，始终探求那些重大命题，并以高度简化方式表达。1998年2月18日，年仅60余岁的奥尔森因为心脏病去世。两周后，《经济学人》发表讣告，誉其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结尾处做了推测：如果健在，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可能将他送上诺奖位置。
2004 年12月，张宇燕应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求给导师的遗作《权力与繁荣》中文版写序，他写道：“社科研究大致归结为三大类问题，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于集大成者，如果存在的话，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可算一支。”而奥尔森对他说的话也至今铭记：人的一生就那么长，只能选择那些一想起来就让人心旌摇荡的事件研究，如同非洲雄狮，直刺敌人的颈动脉。
从纽约到北京：了解西方为了助推东方
“纳斯达克”里看美国经济
比起导师，张宇燕在低调中进行“心旌摇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正值张宇燕在纽约总领馆任领事，从1997年到1999年，他的任务就是研究美国经济。他时常和华尔街的金融专家、普华永道的经济学家沟通探讨人民币贬值等热点问题。这两年的时光里，他除了潜心阅读美国文献、美国报纸，还定期出入美国大公司和政府机构，与之交谈沟通。一改大学和研搏时图书馆的潜心问学，张宇燕向美国社会“问道”。
这类研究带着目标，《华尔街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金融时报》是他每天的必看，投行的相关资料、研究报告也是必看，同时，他还放大搜索半径，关注了美国学者对国家关系的论述著作。随行入世的他也很快适应了“报告”这类文风的转变。
论及外交官时光，留下相异印象的事件是他负责了朱镕基访美时参观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的项目。一切都要落实到细节，“down to every minute”，同时还要转换中美两国间不同的文化、政治和习俗。张宇燕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整个纽约生涯也为张宇燕回国后担任三年中国社科院院长学术秘书奠定了相对的实践基础。
探寻美国行为的根源
回到北京，在新世纪的十年中，张宇燕变更了6个职务，可谓经历全方位的“锻炼和提升”。2001年起，他先后在美国所1年8个月，亚太所6年6个月，至2009年6月，他担任世政经所所长，从1983年9月北大世界经济系毕业后读研开始到1997年赴纽约任领事离开，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倍感亲切的世经政所，他的研究领域也回到了原点。
但是，此时和写作《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时的奋斗相比，不仅增加了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相关的“钻井深度”，更增加了跨学科的广度。但张宇燕的原点和重点都是经济学。他以政治经济学角度去研究并努力丰富国际关系理论，部分反拨“美国式社会科学”，一方面以国际关系的大量事例来检验经济学命题。
基于美国可被看作被“人格化”的国家，因此变幻多端的政策背后一定是由一些主要变量和逻辑所在这样的认识，张宇燕相信：“长时段”、“大历史”都是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国内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的博弈塑造了国家行为;外交服从于内政，内部根源决定了美国对外行为;制度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在美国问题同行的鼓励下，2015年年底，世经政所所长张宇燕和合作者出版了《美国行为的根源》，其新颖的思维、缜密的逻辑引起了美国研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高度关注。该书认为，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此三位一体构成了美国行为的三大支柱，形成了美国对外行为的“价值诉求-现实利益”二元目标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排序。这样的概述也深受奥尔森教授用极简方式表达复杂事物的治学原则。
从全球治理到智库领航
尽管涉猎领域丰富，张宇燕将自己的学术梳理成两条线索，一是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做描述和解释，提出一些可以检验的命题。另一支是用政治经济学研究国际问题。对于前者，被评为社科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一等奖《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是一例，此后，他又和人合著了《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等专著;在第二条脉络里，2015年底出版的《美国行为的根源》是代表，2007年面世的《国际经济政治学》也颇有力度。近几年，除了对“一带一路”等时代话题发表见解外，他又聚焦全球治理与长期增长理论，2015年在清华大学的《国际政治科学》杂志上发表《全球治理：一个理论框架》论文后，正有计划将此拓展为一本专著。
而在他领导的130人的世经政所里，在加强国际化交流的同时，一边巩固前几任所长的品牌产品——每年的“世界经济黄皮书”、“国际形势黄皮书”，同时领导团队积极推出了新的旗舰产品《国际投资报告》，为了适应市场咨询和决策建议的大量需求，同时为了加强智库功能的改变，该报告已经做到了周报、双周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不少国际机构对此感兴趣，和我们签协议的很多。”[page]
一生的书单：讲故事里的学统传承
讲故事是中国学统所在
熟悉张宇燕的同行和学生，都知道张宇燕爱读书，读书多，读好书。在他家里，几面墙都是书，他曾和家人说，你读完其中一堵墙，就变得有学问了。而他自己读了几面墙呢?在学生眼中，他能从西汉《盐铁论》跳到奥尔森、诺斯，从晚明到欧洲，从马克思到熊彼特，信手拈来了然于胸。而他给学生们开的长长的100多本专业必读书中，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大家的代表著作、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家谱系里的如奥尔森、诺斯、布坎南、科斯、斯蒂格勒的著作，也有中外历史学家如汤因比、黄仁宇、布罗代尔等的力作，更有中外哲学、法律、社会学大家的代表作。在他著作或合著中，索引往往占据很大篇幅，在《美国行为的根源》里，至少引用了538处中外文献。
虽然读书很多，但是张宇燕不主张掉书袋。“说不出来的就不是你的知识。”他和记者说。记者曾听过他两次发言，一次是预测2016年形势，他用了一组数据，一次是T20深圳论坛，他做开幕致辞，均言简意赅。对于写书或表达，张宇燕主张用类似“讲故事”方式展开。一则，能使议题思路简单清晰，二则，讲故事的方式和用数学的模式进行的方式并不水火不容，在论述制度功能及起源命题时，尤其显出互补功能。另外一个深层的考虑，在张宇燕看来，是因为他觉得韩非子和庄子都是借“讲故事”的形式阐释了极为深刻的哲理。“讲故事是我们中华先哲们常用的议论方法之一，它能揭示某种一般规律，作为炎黄子孙，我希望在这方面成为一个合格学生。”
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互补
随着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人数日益增多，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大多认同和跟随西方学界主流的实证研究，即用计量方法和数学模型来做推论。定性或是定量方法有时甚至成为区分流派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发展和制度选择》一书写作时，张宇燕就对此作了阐述，他也力求使用这一方法，无论是讨论经济人假定、制度概念还是分析制度的起源、衍生和功能，他努力在阐明“是什么”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在张宇燕看来，实证分析有两类，一种是理论实证，一种是经验实证。两者需要时常相互结合。比如：规范经济学中的“适宜制度”，其它如“制度悖论”、“制度非中性”等概念本身有规范或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在该书中，他用了侧重于定性分析的手法，少量定量辅助。
对此，也引发一个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方法论取舍的焦点。意大利经济学家吉欧塞帕·欧塞比在《经济思想的第三次革命——社会经济学新透视》一书中阐释了定性的重要性。张宇燕相当认同。虽然，定量不仅需要，而且是经济学的根本特征，经济学需要从基本的、具体的和实实在在的经济数据出发。但是，张宇燕更注重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定性的评判标准时，根本无法辨别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定量分析的正误。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即使使用的数据相同且真实，但是，不同模型常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在张宇燕看来，智慧展露的最佳途径有二：其一是数学，要有缜密思维和严格推理，要有很好的抽象能力;其二是文学，文字表达要有丰富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扎实的语言功底。李白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薇”是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典范。
做学问的三种境界
在2008年世政经所成立30年30人访谈中，张燕宇接受采访时谈及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简单而言，经济学家，一类文章是写给同行的;一类文章是写给公众和非专业类知识分子;而另一类文章则是写给各级决策者。这三类文章的功能都是符合中国做学问的“学以致用”的传统的。无论哪个层面，做充分了都是学以致用。
对于第三点，张宇燕时常会和同行或学生谈起两个人。一个是亚当·斯密，他写的《国富论》。要回答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长期增长的秘密是什么?如果政策制定者接受了，就算成功了。另一个是凯恩斯，他的相当一部分著作就是写给各级政府官员看的，目地就在于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因此，也有人把凯恩斯经济学概括为“站在政府立场，解决现实问题。”
虽然身为政策分析者和建议的提供者，但张宇燕对提政策却是颇为谨慎的。看的书越多，经历的事越多，越能感觉到事务的复杂性。“世界太复杂，很少有简单、完美的解决方法。”他曾以周边关系为例，中国周边有20个国家，14个陆地接壤，6个隔海相望，关系如何?有人说挺好，有人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有人说是1949年以来最严峻和不安定时刻，角度各异。
“我的主张就是说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与之相关的利益关系及影响就很好了。”
T20和G20的Push作用
2015 年底，张宇燕所在的世经政所成为外交部指定的T20(二十国集团智库)牵头单位，为了2016年9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G20领导人峰会，他们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一同在海内外举办了9场论坛，从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安吉到美国的华盛顿、秘鲁的利马、德国的柏林、瑞士日内瓦、印度孟买，7月29日到30日，第十场也是T20的峰会回到北京，他深刻感受到各国对中国主场的G20杭州峰会的期待，“他们期待着中国发挥突破性作用。”对于主场外交，张宇燕向记者描述了一个场景：德国总统阿登纳在位时，坚持举行法德首脑会晤并将之常规化和正规化。在一些人理解为流于程式，但在资深的记者看来，这种固定化的首脑见面对沟通、协调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每次闭门会晤后开门面对镁光灯的瞬间，元首必须和全天下说些什么，“你觉得此时首脑的心情是怎样的?”张宇燕反问记者。“Push你朝前走啊!”他回到G20峰会，“作为智库的学者之间的协商沟通一定是有效的，涉及到多边协商，求得共识，一定需要多次磨合。”
兼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面对如此繁忙的工作，张宇燕笑称自己已经完全学会了“一心二用”。7月9日在北京采访时，正值他担任编写组组长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杀青不久，这是对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阐述。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有时闭门写作既拼体力又比脑力，在封闭写作时还得了带状疱疹。”不过，他最快乐的是能在家里几堵书墙前逗留片刻，随意取下喜爱的书而反复研读。
“很多成功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觉得经济学好玩，往往在痴迷和成就间是因果关系。”面对无法穷尽的社会科学和时代命题的探索，张宇燕觉得学术道路艰辛却也是充满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