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知识》，2016年第17期

嘉宾

徐秀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任  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  密，商务部研究院美大所副所长（主持工作）、研究员

羌建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

主持人

王亚娟，《世界知识》杂志总编辑、编审

G20进入了转型期，但依然是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机制

徐秀军：

今年，中国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主办国。9月初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为中国提供了又一次“主场外交”的重要舞台，届时G20成员以及一些受邀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齐聚杭州，共商全球治理的新举措。全球治理的中国声音与中国方案将推动G20框架下的合作向着更高层次迈进，G20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将因此而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G20框架下的合作机制仅仅包括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的倡议之下，G20于2008年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此后，G20机制建设不断深化拓展，并逐渐形成了以领导人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研讨会和交流会为配套活动的独特机制化构架。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G20机制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背景方面的考虑：

第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且这种新变化又是一种趋势性的，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总体来说，这些变化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二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与碎片化进入并行发展期；三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进入高度联动期。

就G20成员来说，其政治、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G20是由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组成的联合体，尽管现在整体上所有成员的经济都处于放缓的大背景下，但有一个特点非常值得关注，即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要大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新兴经济体的赶超步伐在放缓。我们以前说在G20里新兴经济体是一个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但在整个新兴经济体赶超步伐放缓的大背景下，未来全球治理的格局演变进程必然会受到影响。

第二，G20的不少成员，面临的一些地缘政治风险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更加凸显的时期。比如，欧美依然维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等国一些政治因素对其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不断加大。在发达经济体方面，像英国脱欧等对G20成员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第三，G20自身的功能面临调整和转型。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的背景是为了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但是将今天的这个世界还描述为“仍然处在危机的过程当中”已不合时宜了。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可以说G20正处于功能性调整的关键时期——从一个应对危机的机制变成真正的全球经济协调的机制，或者说真正转入到更加广泛的全球治理的机制。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说，今天的G20确实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接下来谈谈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观点认为G20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危机已慢慢过去了，G20的作用在下降；也有一些人担心G20机制发展的“推动力不足”。

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我认为当今世界是更加需要G20这个平台了。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治理的新议题、新领域都在不断增加；同时一些传统的领域面临着规则的重新调整。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加需要一个相对来说兼顾代表性和有效性、并且能够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起主导和引领作用的国家集合体，来推动全球各方面问题的治理。不过，由此又产生了一个矛盾，就是目前G20本身的机制化建设滞后与整个世界赋予它这种更为重要的地位之间的矛盾。G20机制本身面临着一些挑战，最大的一个挑战缘于G20是一个没有章程、总部和秘书处的非正式机制。当然，非正式机制也有其优势——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但也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在议题设置层面，G20的功能是能够满足当今世界需要的，但在执行层面，G20讨论的很多事情和规则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包括今年G20峰会达成一些成果也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因此从执行层面来说，G20机制的局限性就非常明显了。一方面，我们希望G20有更重要的地位，希望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又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其间就会产生这么一个矛盾。所以说G20的各个成员，还需要在这个矛盾中继续去探索，推动G20建设成为约束力和执行力强的合作机制。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否认一个观点，即有些人认为G20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不太起作用的“清谈馆”，认为它的作用被边缘化了。其实，这几年G20也在不断调整，它在机制化的进程上还是取得了很多进展。大家评判机制化的程度，一个常见的标准就是看它有没有秘书处，有没有总部。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都认为G20在机制建设上是没有进展的，并且目前也看不到这方面会有重大进展的迹象。但仔细观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G20的附属、配套机制建设上面，是在不断推进的。

今年，G20合作框架下新增加了一个贸易部长会议机制。部长级会议也是机制化建设的一个反映。更重要的是，G20目前来说比较有效的一个机制就是成立了很多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是常设的，并且工作组层面的协商非常频繁，因此它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的功能领域发挥实际作用的机制。G20很多新的规则或者共识，都是在这个层面达成的，工作组这种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动G20日益朝着机制化方向前进的一种机制。这是G20机制化的一种创新，也是G20机制化的直接表现。

总体来说，虽然G20本身的机制化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具有生命力的机制，对于我们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G20在和一些国际组织“对接”；杭州峰会不会“跑题”

任琳：

我接着秀军的谈，我们俩谈的内容和议题有延续性。英国脱欧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对英国、对中国、对欧洲乃至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还有媒体让谈谈脱欧会对G20杭州峰会产生什么影响。言下之意：现在的情况有点像2014年、2015年——有埃博拉疫情、有恐怖袭击事件，而这些突发性事件都使当年G20峰会的议题发生了扩散化，影响了峰会对原本预设问题的讨论。今年英国脱欧，会不会又使G20峰会发生“跑题”？

首先，G20机制在不断建设和成长，G20的议题设置和机制运作也在慢慢完善——一方面，具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学习应对突发性事件。1999年在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的倡议下成立了G20，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由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这些年G20在逐渐成长、成熟。G20机制的核心是峰会，外围有财金轨、部长级会议机制、工作组机制，还有协调人轨，等等。就工作组层面和部长层级的沟通来讲，比如说劳工部长、贸易部长、能源部长会议等部长层级的一些讨论，还有工作组层面的讨论，都是具有持续性的，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财金轨，其运行的程式安排已经相当成熟。以7月下旬在成都举行的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为例，会议围绕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税收透明化、互联互通等领域内的问题与合作展开了非常详尽的探讨，并将公报提交峰会。我们不仅要关注G20峰会，也应该关注到除了峰会，G20在很多层面的工作都在开展、落实，向峰会提请建议，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其次，再具体到英国脱欧。它不像埃博拉疫情那样只是一个相对小范围、具体到某个非经济领域的事件，它折射出的是一个中长期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可能会非常深远地影响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的格局，探讨这个问题不仅与G20的宗旨不矛盾，而且还是G20从危机预警机制向中长期常规型治理平台转型的必然选择。

今天世界上保护主义抬头，那G20怎么办？除了民粹因素，脱欧在经济领域折射出最多的其实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倾向，在全球治理规则层面，突然间出现了碎片化和去便利化的趋势。从15世纪开始，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就是一个不断经由规则的统一趋向交易便利化的过程。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英国脱欧的选择，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去便利化、逆全球化的趋势。在过去，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变化，除了人员流动、货物流动、资金流动等方面的自由流动，还带来了规则。无规矩不成方圆，整个世界就在这个规则约束下的方圆中相对有序地运行。我们在进行贸易、投资活动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特别地去想这些规则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些规则嵌入到实际行动当中，它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便利。

目前，为了应对国际上部分不公正、非对称性的“非中性制度”带来的损害，也在推出一些新的机制、平台，包括金砖机制等。当然，我们不是要推翻国际社会原有的体系、制度，因为推翻原有的制度、体系，带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时期的混乱。完全没有秩序的和封闭的世界，绝对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G20作为一个集合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特殊平台，兼顾南北世界的声音，将这个平台做好，也是防止治理规则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重要手段。此外，完善规则、重建规则的过程并不是G20的孤军奋战，它一定要与已有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进行对接。

接下来谈G20执行力的问题。2008年提升G20为峰会是为了危机应对，算是一种应急安排。但今天G20面临的世界，不仅是要实现其常规化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这样的常规化议题，同时还要进行危机预警，应对中长期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在这种状况下，G20作为一个被大家认为没有机制化、相对比较松散的机制，它该怎么办？正如前面说的，这些年G20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它的工作是与其他的多边国际组织对接得以开展的。比如说它跟巴塞尔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接，后者落实G20峰会致力于推进的金融治理改革；在贸易领域，G20跟世贸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讨论贸易便利化，还有大宗商品价格、全球价值链等；还有就是跟国际劳工组织（ILO）在谈就业问题。所以我们看到，G20是在和一些具体的国际组织对接！最后，需要提一点，由于不少与之对接的国际组织还是在欧美国家主导下的，它们的偏好依然会影响到G20的议题导向，因此，有必要培育一批由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国际组织，为自己的利益发声，真正实现全球治理规则的非排他性、合法性和代表性。

再谈一个问题——如何处理G7与G20关系。曾与一位战略学者对话，他认为我们需要抓住时机，用G20对冲G7的负面影响。他的理由是：尽管在军事上西方还有北约，但在北约里英国和美国的共识性更强；而英国脱欧，美国要想进一步维持住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势力，可能会转向法国，但法国有没有准备好在军事和战略领域跟美国做好对接，还得打个问号。此外，欧盟近年积极搞集体行动和防御，特别是德国想要重建其“威望”，寻找具有独立性的、务实的、属于自己区域内的军事战略机制。由此，几方都在博弈，博弈的过程会让北约在军事战略领域的作用有一定下降。

就目前G20的成员构成来说，有G7（8）和新兴经济体国家（E11）。G7峰会恰恰总在G20峰会之前召开，它们会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协调立场，以增强自己的发声。但就机制运作的规律来看，如果E11国家也可以事先进行共同利益的协商，让G7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声音明确地在G20上提出，其实也提高了G20峰会的议事效率。大家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学会在G20平台上求同存异，提高谈判效率。如果说大家在各自“阵营”里没能取得任何共识，就直接跑到G20平台上来谈，这对G20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况且，彻底对冲G7的负面影响，也没有那么容易，G7的历史根基比G20深厚，它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也是汇聚西方阵营的一个俱乐部，它们这种长期的、联盟的关系纽带还是很坚固的。不过，我们该怎么面对G7，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最后谈谈对议题是否要泛化的看法。金融危机过后，G20要将它的议题常规化，而不是简单的危机应急。很多议题可能会加进来，比如劳工和难民问题但一定要设置一个中心，不能像联合国框架下的部分治理机制那样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人太多了，事太多了，就不可能有效率。我们越是要在G20平台上做很多事，就越是要把这个平台建好、用好，真正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打出重要的议题、符合我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己诉求的议题。而且，我们在全球治理的平台上提出话题之后，议程设置是否成功，还得看有没有人开始就这些议题跟我们对话了，我们的议题能不能变成全球性的议题。培养这种议程设置的能力，也是参与全球治理、培育制度性权力的重要事项。

部长级会议取得的成果，在最后的峰会上会不会受到“冲击”

周密：

我参加了今年G20贸易投资工作组的讨论，可以主要谈谈贸易和投资这块。

我们今年举办G20峰会，面临的外部环境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原因之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低谷时期，不少成员方都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希望更多“保护”本国利益，对于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贸易体系实际上是有抵触心理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世界经济的头号大国美国今年大选，这个因素又使得它不愿意、应该说它也不会在一些重大的利益问题上做出一些承诺。所以今年当G20东道国，对中国来说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

近年来，G20的主要任务逐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变，贸易投资议题的重要作用凸显，成为继金融、财政之后G20合作的又一支柱。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G20土耳其峰会期间，与各成员领导人就加强G20贸易投资合作并设立支持性工作组达成重要共识，成为当年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今年中国会同各方一道，就加强贸易投资机制化建设进行了讨论，成功创设贸易投资工作组并举行了四次会议，就五大议题进行了实质性讨论。7月9日至10日，G20贸易部长在上海举行了贸易投资机制化后的首次会议。会议发布了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批准了“三份文件”，达成了“两项共识”，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性的成果。

“三份文件”中，一份是关于贸易投资工作组的机制化建设的。各方同意建立机制，每年举行三到四次工作组会议来协调贸易投资方面的有关工作。第二个文件是关于G20的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这也是中国在G20里提出来的更为强劲的经济和贸易增长战略，提出了这个增长战略的“七大支柱”。第三个文件是关于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1991年以来OECD一直在推动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但是经历了很多挫折。这次第一次提出来G20的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两项共识”中，一个是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去年内罗毕WTO第十次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方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而且首次以部长级会议声明的形式表现出来各成员方利益和取向的不同，这在WTO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候，G20成员怎样表达其对于多边体系的观点和态度，越发显得重要。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了比较好的结果，“共识”强调了对于多边机制的支持。第二个共识是就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达成了共识，这一点也是G20能够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2014年的G20澳大利亚峰会上，就提出了一些虽然并不一定完全可行、但却让人记忆深刻的目标，比如说要使经济增长额外增加2%，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可以给各方提供更多的信心。2016年，中国能不能在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后，在G20这个代表性和实力更强的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贸易部长会议的成果来看，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

刚才两位专家都谈了当下G20发展的新趋势。我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一点对当下G20一些新特点的认识。

第一个特点就是G20机制的参与者日趋广泛。刚开始时主要是国家参与，现在我们看到，今年G20中国际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IMF、WTO、ILO、联合国贸发会议等都参与进来了。这个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各种会议文件的准备，还有一些理念的提出；另一方面就是在协调各方的观点，帮助主席国协调各方以获得更大的支持。所以说，G20中国际组织的参与日趋重要。除了国际组织的广泛参与，在今年G20的嘉宾国中，我们也看到了埃塞俄比亚、新加坡等国家的身影，它们也都参与到G20的相关讨论中来了。我本人参加了贸易投资工作组的会议，明显感觉到这些国家对于每一个议题都是积极参与、踊跃发言。所以我感觉G20这种机制，其参与方会越发广泛，能够代表更多国家的观点。

第二个特点，我觉得G20机制的包容性在增强。现在我们看到，除了像金融、财政的双部长会议机制外，贸易部长会议今年也形成了一个机制。以前虽然也开过贸易部长会，但是它没有机制化。今年的一个很重要成果，就是把它形成一种机制建立起来。全球经济要靠贸易和投资这样的实体经济发展来支撑，所以得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但与金融、财政的双部长机制不一样，贸易部长会这个机制可能更多地是以工作组的形式先行推动的，这也是G20所允许的一种模式。像刚才任琳博士提到的联络员制度，也是很松散的一种机制，但能够发挥作用。G20这种机制的灵活性、适应性是很强的，所以其包容性就会比较强，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G20的议题是交织的。我们观察其议题就会发现，不管是贸易、投资还是金融方面，实际上很多议题所涉及的领域是相互交织的。比如针对贸易的促进，不仅涉及多边贸易机制的促进，在金融机制里面对贸易和经济增长也有关注。不仅在议题设置上交织，而且有相关信息的交流，能够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效果。尤其是在发展工作组里面的很多议题，涉及的就更加广泛。这个特点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各个部门都在努力地诠释并促进今年G20几个主题词的实现。

第四个特点就是寻求共识。G20贸易部长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压力都不小，但都觉得这是一种交流和寻求共识的好机会。比如说大家在会议中提到的——各方将不再增加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年限延长到2018年，这样一个具体的承诺。在探讨的过程中，有的国家就提出要把这个承诺长期化，一直到经济明显上升之前都不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的国家说不能这样去做。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还是愿意将它继续延长一年，实际上各方是在寻求一个共识。而且在这种寻求共识的过程中，每个国家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在影响其他参与方的观点。

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如英国脱欧、韩国将部署“萨德”。贸易部长会结束那天，差不多是韩国批准“萨德”部署的那天，当时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尽管大家都在谈更加开放、更加合作的世界经济肯定是对各国更有利的，但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永远不可忽视、不可避免。这时候我们也得考虑到一些部长级会议达成的成果，在最后的峰会上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就要看最后这几天继续推进的努力了。

“新平庸”状态下的全球经济，如何走出长周期下行通道

羌建新：

最后发言的人往往压力很大。我同意刚才大家说的，从进程来看，确实感到G20这样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和拓展。G20峰会从2008年走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直接应对危机，挽救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解决与危机相伴发生的全球需求低迷、产能过剩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关注今年我们遇到的议题——结构性改革和长期增长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可能要从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来探讨。

我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G20问题还是属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上的问题，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如何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实，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一直经济危机不断，但能够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类比的危机事件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从危机的后果或者是危机发生以后人类面临的命运来看，这两场危机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1929年?1933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2008年的这次危机，从它的烈度和扩散范围来说与大萧条不相上下甚至更猛烈，但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确实没有大萧条严重。究其原因，肯定是跟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关——实际上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个支柱，即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但从战后经济恢复到2008年这次危机爆发，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长周期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长度达数十年的周期性波动，驱动经济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是重大的技术革命及其引致的大规模资本投资活动，重大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扩散会引起经济的大繁荣，而技术革命的停滞和衰竭则会引起经济的大萧条，从而形成经济的长周期波动。现在有许多的研究认为，这两次大的危机都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世界经济长周期走入下行通道的自然结果。但是走向这个自然的结果后，我们会面临什么问题呢？给人的感觉可能是：尽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金融体系方面的、有需求方面的，但更重要的其实是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从更深层次和长周期的视角来看，这两次全球性的危机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

也就是说，现在支撑全球经济长周期向上繁荣的因素出现了一个“阻断”。长期增长动力的阻断因素出现后，又没有新的动力支持，全球经济就进入了长周期的下行期。这就是长周期的影响，长周期下行往往会使人类面临重大的经济危机，这就需要全球应对。与此同时，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引领、推动下，全球化又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使得危机向全球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扩散的范围非常大，以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样的全球危机需要大家来共同应对。除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陷入极度困境之外，金融危机还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于是就推出各种高强度的金融救助措施，还有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尽量刺激总需求，希望这样能把经济拉出困境。尽管如此，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艰辛乏力、一波三折，而且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实施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是一个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而从长期来看超低利率和负利率将对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财政刺激的实施又带来了政府债务的高涨，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和政府债务风险的担忧。

力度空前的货币、财政政策的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政策主要是需求管理政策，解决不了供给侧和结构性的问题。实际上，全球经济除了面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之外，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后果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萎靡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简而言之，从长周期角度来看，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其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而需求管理政策是无法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的。

因此，当全球经济走入长周期下行通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现在全球都在寻找新的动力。根据这次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讨论，还是要继续实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但会议也提出这并不能解决根本，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还得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实际就是供给侧改革，按我们国内的说法，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中国今年作为东道主来承办G20会议，面临的环境跟以往G20会议时不完全一样。现在的环境是：危机风险存在、需求不振问题存在、结构性问题逐渐爆发，即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需求问题和供给问题交织、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这使得组织这样一个会议的难度加大，也变得复杂。

由此来看，作为东道主，中国对G20会议的贡献就在于，将G20这样一个机制的注意力从先前的着力应对危机、协调采取政策扩张需求，逐渐引导到了关注解决危机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上来了。不光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当然，中国经济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是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过程；现在全球经济都处于“新常态”，按照IMF总裁拉加德的说法就是“新平庸”，即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并存。实际上，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短期和长期、供给和需求、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块儿的复杂局面。现在G20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就是要应对全球经济这样一个“新平庸”的状态，或者说是全球经济如何走出长周期下行通道的问题。而且，当前各国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分化，在高度全球化条件下，政策是具有很强的外溢性的，如果不进行有关政策协调，结果就有可能是以邻为壑。越是在这样局面复杂的时候，越发显示出G20这样一个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总之，在当前复杂困难的经济形势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危机后复苏步伐各异，经济政策高度分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动结构性改革就更为艰难。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往往要求对国内经济进行深刻而痛苦的调整，甚至需要经历剧烈的阵痛，而且结构性改革往往还会伴随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此外，复杂的经济结构问题总是与复杂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尽管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实中实行起来往往困难重重。而国际社会要在国内结构性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更加困难。因此，G20峰会在结构性改革问题上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或进展，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个人认为，G20机制要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在当前的形势下，无论G20峰会最终的成果如何，为使世界经济早日摆脱停滞困境，结构性改革问题是难以回避的。

最后再谈一下我对G20机制的一点理解。按官方的说法，G20是经济合作的一个论坛，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措施的实施，主要还得靠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不过我们发现，G20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些组织的重要成员，而只有这些主要的成员达成共识后，上述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才能够收到成效。我总体感觉这有点像贸易谈判——总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小集团先谈出一个成果，再带动其他成员一起谈，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在G20这样一个平台上，先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主张，接着再把这些主张引入或“嫁接”到有关国际经济组织中，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执行力。

任琳：

羌老师谈了很多有关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我接着这个话题说几句。在成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将结构性改革写了进去，至于它能不能写进峰会公报中，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我们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避免浪费、整合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发展。但欧美主流的声音还是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短期治理应对。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其调整和治理的工具是不一样的。当这两种相互冲击的理念一起来到杭州峰会上时，“结构性改革”究竟能不能像在成都财经轨那样成功地写进峰会的宣言里？而且这一议题的确立，是否也体现了我们向世界传递“中国药方”的努力？总之，在结构性改革领域，我们开始做一些顶层设计、开始提出议题、带动全球的对话与合作，这是一大亮点。

今天G20要发挥的一种作用，就是要在理念层面让全球达成共识

徐秀军：

刚才大家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谈了对G20目前面临挑战的认识。总体来看，我认为现在G20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它的执行力问题，大家在这点上应该能形成共识。

怎么样看待G20的执行力不足？浅层次观察，这确实是它的一个问题，因为G20目前所达成的这些规则中，有强制性执行力的比较少，而自我约束性的比较多。G20的执行力问题还不仅仅是其本身执行力的问题，而且还要受到各个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IMF的份额改革方案，各成员早就达成了，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应该推进了，但是到了美国，国会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迟批准。从这点来看，这的确是G20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G20所要承担的一个任务并不是要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已有很多国际机构和组织——大的有联合国，它下面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专门机构；货币金融领域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下面还有机制化程度比较高的机制。如果说再成立一个正式机构替代它们，实际上是全球资源配置上的浪费。

讨论G20今天所要发挥的功能，涉及的一个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如何构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当前，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或者说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理念上出现了动摇，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明确了。琢磨一下现在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些名词——碎片化、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甚至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谈判，我们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看，它们涉及的是规则的重组和调整，但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各国在全球治理理念上的不同。例如TPP，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它相对于现有WTO框架下的贸易规则的理念发生了改变。

所以，今天G20要发挥的一种作用，就是要在理念层面上让全球达成共识，让大家形成共同的理念，然后再到规则这个层面去落实、去执行。无论国家之间、区域内部还是全球层面，基于同样的理念就容易达成共识，从而完成一个面对双边、区域甚至全球的规则体系的构建。所以从理念这个深层次上来说，G20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所不能够替代的。而那种执行层次上的功能，则是可以被现有的这些国际机构和组织分解和替代。包括WTO、IMF和世界银行等贸易、金融货币方面的机构，还有安全方面的——像安理会，其执行力都是非常强的。

现有的对G20的一些研究，主要还是囿于“因为G20执行力不行，所以达成的东西就没有约束力；而没有约束力，所以达成的东西就是一纸空文”这样的思路。我们来看目前G20所达成的一些成果——包括上海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和成都举行的央行行长、财长会议的成果，大多还是相对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全球投资指导性框架那几条，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为了塑造共同的治理理念！有了理念上的共识之后，在进行双边、多边和区域层面的规则性、约束力很强的机制谈判的时候，就能将这些共识贯彻进去。G20就是从这方面来推动全球向着同一个方向使劲。

周密：

其实说G20是一个论坛，我个人感觉可能也不太准确。跟达沃斯论坛不一样，G20最后都要形成一些共同认可的东西，是要形成文件的，这跟一般的论坛是有区别的。我同意徐老师的观点，如果说我们要给G20的各种共识以强制执行力，就得牵涉各个国家的立法机关。这样的话，G20就不会高效，因为它决策的周期会变得很长，其开放性、议题设置都会受到很大限制。

不过，从上海G20贸易部长会的成果来讲，有些还是非常具体的，比如第一次发布了贸易景气指数。像传统的一些指数一样，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判断未来全球贸易的走向，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措施通报机制，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承诺。其他方面也还有。

任琳：

我插一句。周博士也认为说G20是个论坛不太合适，其实很多人说它是一个协调机制。在全球治理规则达成前，这种协调机制为大家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对话与磋商的平台。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范围内推进最慢的就是投资谈判，目前还没有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协定来规范和保护投资行为。有些人对短期内达成全球投资协定的预期也相对比较悲观。所以，在这个非常碎片化、规则商定非常初步、甚至某些议题范围内没有规则的投资领域里，是否还得以大国协调为主，还是得中美、中欧、美欧特别是中美之间达成一致，再放到多边场合（比如G20上）进行立场协调，然后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全球多边的范围）去谈呢？

周密：

我同意。我们刚开始在确定G20贸易部长会议议题的时候，关于投资方面，大家都有些忐忑。但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帮助下推出有关文件后，并没有出现特别强烈的质疑声音。这跟当前的经济环境有关系，因为各国都希望在这个时候更多地吸引外资，希望能够达成一些共识，通过这个方式来减少投资壁垒。具体看相关的这“九个原则”，不管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看，都没有什么损害其利益的内容。全世界都应该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非歧视地对待外国投资者。   

其实不光是投资，多边问题上的交火也非常激烈。有些国家就认为多哈回合应该死亡，就应该启动一个新的回合。但最后各方还是达成了共识，认为还是要继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对于多哈回合现存的议题，大家表示可以继续深入地探讨，但对于多哈回合的未来谁也没有明确的判断。现在全球经贸领域的一个重大博弈，还是关于规则主导权的博弈。美国一直希望把TPP中所达成的一些原则、所形成的一些理念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它也是希望利用各种平台发出其声音。中美之间的不同理念和博弈，也会通过G20这个平台表现出来。今年在中美之间，汇率已经不是主要的话题了，美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比较感兴趣。所以相应地来讲，我们对美国的一些贸易保护措施，比如规模很大的“双反”、“337调查”，也是更加关注。中美投资领域双边谈判协定，很可能与G20里美国的表态密切相关。

徐秀军：

中国的身份定位还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主办的这次G20峰会，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发展这个问题放在非常核心的位置，突出了发展这个议题。如果用一个词总结，那就是“关注发展”，这也涵盖了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创业、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这些方面都跟发展有关。

周密：

对，非常关注“发展”。这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就是发展工作组讨论的传统性的发展问题，比如说援助最不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发展”就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这样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发展。

G20在代表性和效率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平衡

徐秀军：

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多数国家并没有参与到G20这个机制中来。所以我们只能说，G20是在代表性和效率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平衡。

今后G20的发展，还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平衡。首先，要处理好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之间的平衡。这是因为每个区域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是不一样的。其次，要处理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当今世界——包括G20成员里面，一个大的特征就是分化。在经济发展分化的背后，其实是政策的分化、利益的分化。这就导致在同样的议题上大家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全球有利的做法，对于某一部分国家来说可能是不利的。甚至说有些议题只是部分国家关注的重点，而另一些国家并没有在这些议题上有太多的关注。因此要处理好这种利益平衡。最后，就是要处理好国内改革和国际治理的平衡。目前G20的20个经济体里面，从国内层面来说，大家都启动了新一轮改革进程，但是各国改革面临的条件和背景不一样，政策重点也都不一样。现在要在全球层次上推进治理，肯定要平衡国内改革与国际治理的关系，最好能够找到相互之间的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

G20未来发展方向上大的原则，就是针对不同的领域设定不同的目标。对于原来一些传统的治理领域——包括增长、结构改革、贸易投资、金融架构，这些领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可以继续往前推进，可能这方面设定的目标就要高一些。对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目前的目标可能还是先达成一些基础性的、框架性的共识。如果能达到这个层次，就是取得非常大的进展了。针对不同的领域设定不同的目标，也要有相应的评价机制。

再有就是，随着治理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合作的日益紧密，在同一个领域的目标设计，也要具体细化到各种不同的议题。如果这个领域现在达成比较全面和综合性的共识比较难，那就在某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面推进，做一些有实质意义的工作。目前G20成员已经这么做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国际税收监管合作，其实就是很小的一块，好多人都没怎么注意到。但它的达成非常不容易，对将来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非常重要。反腐败方面的合作也是这样。总之，深化合作要细化议题。

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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