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我们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转折中，正确认识和厘清“新常态”与“新时代”的关系、宏观经济走势与证券市场走向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信心，是非常必要的。

一“新常态”与“新时代”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由此，“新时代”的基本内涵已被明确昭示。

如何认识“新常态”与“新时代”的关系？笔者认为，“新常态”与“新时代”一样，同为表征我国不同历史阶段和进程的概念，它们都有自身“质的规定性”。相对而言，前者针对经济领域，主要解释经济现象，后者则涵盖面广，全面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等所有领域；“新常态”提出于党的十八大之后，“新时代”则以十九大为标志登上历史舞台。前者只对应一个较短的历史节点或区间，后者则体现和代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新常态”是向“新时代”导入和过渡的时间节点或区间，它们两者不是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但又明显存在着一种相互“接续”的时序交合关系。

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实际看，尤其从体现新常态特征的“三期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L型宏观走势”等发展层面看，它们的各种“典型”表现仍然存在，决定和影响它们的内外部因素及条件仍未消失，它们自身的“周期性”和“惯性”演化过程尚未了结。这是因为，第一，宏观经济增速虽然已经“换挡”，但变化趋势还没未完全“整固”和确定，继续“下行”和“震荡”的增速风险依然存在。第二，“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还“在路上”，与相关于“产能”“库存”“杠杆”的历史问题和累积的负面效应，还没有完全得到市场“出清”；从去年到今年，在去产能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与金融杠杆、债务（包括地方政府、企业与家庭）杠杆相关的宏观性风险尚未完全排除，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成本”尚未降至合理水平之下，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存在的各种“短板”仍需加大修补力度。第三，中美“贸易战”的延续和加剧，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的产品出口规模与结构，同时，也将改变我国某些产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进口、协作的“路径依赖”。这在某种程度上，又给新常态“叠加”了新的负面因素和不确定性。

因此可以说，“新常态”一方面会体现于当下，一方面也会向“新时代”延伸，这将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其存在的时间长度，也是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宏观经济走势与股市走向的关系

应当看到，股市与宏观经济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范畴，其发展变动，既有作用于它们的一般逻辑和共同规律，也存在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和表现特征。一方面，一国的整体经济决定着其股市的发展，它们的发展、波动方向大体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两者在总体上同向演变的过程中，其变动步调与时点不会完全一致，而变动次数与幅度（频率）显得更不一致。

我们可截取进入新常态后我国股市演变的两个时间段，来说明这个现象。如以2015年2月上旬（前点）到2016年5月上旬（后点）的15个月为例，A股上证指数从3100点附近下降至2800点附近，同期宏观经济增速从7.1%降至6.7%。单从时间段的前后点来看，两者间一是同向发生变动，二是下行幅度相近。但是，从过程阶段（中间时点）看，两者变动情况则相差悬殊：若取上述前后点位（7.1、6.7；3100、2800）的算术平均值（前后相加并除以2）为横轴，则宏观经济增速指数在其间的波动幅度（对平均值的偏离）仅为5%，而上证指数在其间的波动，向上最高达70%（至5178点），向下达最高12%（至2638点）。另以今年上半年数据为例，2018年1月，上证股指最高为3587点（前点），6月最低为2782点（后点），相差800余点，跌幅达23%。而在此其间，1—5月间全国GDP增速，同比平均增长6.8%，其上下增减算术值仅0.1%，显示出“稳中有进”态势。这两个时段的数据均表明，宏观经济增速指数变动偏离于平均值的“离差率”极低，而股市指数相应的“离差率”则很高。

在上述观察时段内，是什么因素共同影响着宏观经济及股市的表现，而又影响程度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

第一，偶发性因素（如国内外利率、汇率政策变动、国内外突发事件如“中美贸易战爆发”等）、虚拟性因素（如心理预期、信心等主观因素)，对宏观经济增速指数影响较小，而对股市指数的影响较大；

第二，国际“大周期”及国内周期景气因素（如“康氏长波周期”、国内“三期叠加”等），对前者可发生影响：而“小周期”或季节性事件因素（如行业企业年报、股市随机政策）对后者影响较大；

第三，广义货币的流动性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对宏观经济与股市均有影响，但股市指数对上述变化的反应尤为明显，尤为强烈。

第四，宏观经济与股市波动变化具有相关性，但相关度呈现“大同小异”“长强短弱”的特征。所谓“大同”，即两者同时都受到“大政策”因素，如财政、货币及宏观产业政策的调控而同向波动，以致相关度较高；所谓“小异”，即在涉及行业、区域局部的“小政策”作用下，宏观经济波动小而股市波动大，相关度显示不高。所谓“长强”，指观测时间区间越长，显示出两者相关度越强；所谓“短弱”，指观测时间区间越短，显示出两者相关度越弱。

由此可以说，股市是“快变量”，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较大，宏观经济是“慢变量”，受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较大。股票指数对经济社会事件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宏观经济增速指数。这也是股市点位反复多变的原因之一。同时应当看到，宏观经济的表现最终决定着股市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表现，但只有在整个经济体系运转正常、股市发展比较成熟的前提下，股票指数才会真正成为一个规范的、有观测意义的先行指标。

以上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预期管理”对于宏观经济和股市发展日益重要，应当成为宏观监管层的常态化管理工具。同时，还应具有以下相应的认识前提：第一，对宏观经济的预期管理，主要涉及政府、企业和有关机构这一层面，而股市的预期管理，则更多涉及亿万股民及其家庭成员的利益与微观“信心”。第二，鉴于股市具有“先行、快变、易变”的属性，需借鉴欧美市场有益经验，进行常态化和动态化预期管理，这对于稳定股市参与者信心，防止股市“大起大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第三，一方面要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对国内宏观经济尤其是股市的中短期影响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它即便作为一个较大的随机变量，也不可能改变我国宏观经济L型基本走势。第四，在宏观经济L型走势预期下，股市今后出现U型乃至V型走势均有可能。这一结论的得出，不但基于某种“不确定性”消除的心理预期；基于宏观经济与股市“同向”而不“同频”的相关性揭示；基于其它发达经济体走L型后股市“走牛”的历史经验与数据支持；更基于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以及“三去一降一补”的市场化“”出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