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19日，最令财政部长孔祥熙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尽管此前多次与美国沟通，美国国会还是通过了《购银法》，实施白银国有化及从国际市场购买白银的举措。其后局势如孔祥熙所料，中国白银迅速外流，商家纷纷倒闭，市场一片萧条。

当时仍在使用银本位的中国尚未实现货币体系现代化，美国《购银法》的出台打了民国政府一个措手不及。

事实上，在1933年7月召开的伦敦经济会议上，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达成了稳定世界银价的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所购白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1934年至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的白银。然而，没想到在协定达成还未满一年之际，罗斯福总统为满足西部产银州的诉求，就背弃了自己的国际承诺。

《购银法》一生效，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就应声上扬，从1934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1935年4月最高峰时达到0.81美元。而中国银元含银量为71.5%，一银元折合0.34美元，当白银价格超出0.449美元每盎司时，就意味着把银元溶化提取银子对外出售，比银元本身还值钱。

于是，到了8月20日，孔祥熙再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直接致电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货币外流已经达到潜在危险的程度，希望美国日后制定白银政策时能提前告知中国。23日，驻美公使施肇基也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照会，希望美国不要再做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举动，并提出在伦敦协定没有被尊重的情况下，中国正考虑取消银本位。24日，孔祥熙再度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除强调中国希望美国停止从国际市场购银外，也希望美国以黄金收购中国白银，支持中国币制改革。

在回信中，尽管措辞充满了对中国境况的同情，但是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回应。而国务卿赫尔，在明知中国的白银危机是美国政府造成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购银请求，却以自行市场自由交易为答复。

民国政府只好自己阻击白银外流，10月14日宣布，从次日始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然而当时的民国还无暇实现对全国金融边界的严格管辖，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银行和商号大肆投机，而且日本武装走私更是来势汹汹。

艰难的谈判

与美国协商稳定世界银价无望，白银持续外流更是让国民政府认识到货币改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意味着中国需要相当数量的外汇和黄金做储备，才能让新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稳定的汇价，同时也需要为白银找出路。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显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做到这一点。

然而国际合作是一场吉凶难卜的前路，是一场火中取栗的冒险。在当时有可能提供帮助的美英日几个大国中，美国是最理想的选择。

确认了货币改革的目标，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就落到了说服美国收购中国的白银，给予贷款支持币制改革，并最大程度上保证中国货币的独立性上面。中国谈判的杀手锏，就是万不得已时在世界市场抛售白银，利用世界银价上涨之际换取外汇，同时打击美国试图维持白银价格上涨的目标。另外，利用一个隐含的诱惑——谁帮助中国的币改，谁就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就能从对华贸易通商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大国之间游走提高要价。

日本正步步加紧对华侵略，自然虎视眈眈中国货币的主导权。英国企图联络几大国，共同参与中国的货币改革。

经过多次沟通，到了1934年末，美国已经了解白银政策给中方造成的恶劣处境，然而对于中国的贷款请求，美国并不积极，美国国务院担心提供贷款会违背日本《天羽声明》招致对方不满。财政部所答应的限制白银价格上涨的措施，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也未真正实行。

而当中国政府准备派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讨论白银问题时，美国国务院因担心宋子文的反日身份会损害美日关系，反对这一行程，访问只好作罢。

1935年2月5日，中国向美国发出秘密通知，中国将放弃银本位，并希望美国购买2亿盎司中国白银和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内部分为两派，国务院依然顾忌日本，认为援华的前提在于列强“共同行动”，罗斯福也十分小心谨慎；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态度较为积极，认为对华援助是一项纯粹的经济行为。

驻美公使施肇基获知摩根索对华态度，就以他为突破口大做文章。自10月28日起，施肇基与摩根索展开密集的磋商。但直到11月3日，受形势所迫民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币制改革时，售银条件仍未谈妥。

施肇基表明，无法答应摩根索所提出五项条件中的两项，一是平准委员会必须有两名美国专家，二是将法币与美元相挂钩，这关涉到货币自主权的问题，而且将货币与美元挂钩也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

而摩根索也担心中国与英国达成某种秘密的货币联系协议，日本也在积极施加对中国货币影响力，如果不将法币与美元挂钩，那么美国的贷款就是为他人做嫁衣。

此外，摩根索也曾反思，白银政策是否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日本的战略工具，增加了其军事优势。他担忧日本把从中国白银走私中获得的巨额利润用于建造军舰，在军备上与美国相抗衡。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时，11月2日日本正金银行冲击中国外汇基金，给中美合作打下一剂强心针。当时中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仅有5000万美元，施肇基与美方沟通后，迅速达成了中美之间第一个购银协定，美国向中国购买5000万盎司的白银。

陈光甫使美

然而这只是刚刚解决了燃眉之急。12月，日本再度冲击中国外汇基金。

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将白银价格人为维持在0.65美元一盎司并不合理。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的上涨，鼓励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银本位，这与美国提高白银价格的愿望背道而驰。而美国改变购银政策的消息一出，世界市场白银价格迅速下跌。

中国准备金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依然是白银，这就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如果中国不能顶住日方压力，货币改革失败了，那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将大大被削弱。

于是，美国邀请中方尽早派人使美商议两国之间的财政问题。摩根索希望由财政专家而非外交官做谈判代表，而宋子文与孔祥熙均表示在此财政困难之际，无法抽身，最终在摩根索的助手劳海（Archie Lockhead）推荐下，选定了陈光甫。劳海在纽约化学银行工作时，因工作与陈相熟，十分敬重陈的人品和能力。

陈光甫有“中国摩根”之称，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将所学应用于实践，创办了民国时期最成功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36年4月，陈光甫、郭秉文、顾翊群三人组成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在日方的威胁与压力面前，这一次双方都有足够的诚意，摩根索不再坚持法币同美元相挂钩，中国方面也同意了摩根索的大多数要求。双方着眼于此后在中美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贸易与经济联系，均从大局出发开展谈判。

5月12日，双方达成共识并确认了协议：美国将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中国售银所得存入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中国货币储备中至少保持25%的白银，中国扩大白银在艺术和工艺中的用途，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中国改变其法币与外汇的报价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币与英镑相联系的印象。

至此，中国的货币危机终于解除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力量也得到加强。

据美国学者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研究，《购银法》是以争取选票为目的的短视的政治行为，美国政府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不过是为了维持人数不足5000人的白银产业。然而，美方不仅没有实现提高白银购买力，向中国等市场倾销商品的目标，反而在大洋彼岸酿造了一场经济危机，并增加了其东亚战略对手日本的军备优势。

回顾这场白银外交始末，依然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国家出台经济政策仅考虑本国国内局部利益的话，结果可能反而损人不利己。两国摩擦最终的解决之道，还是该回到合作的轨道，彼此携手维持国际市场稳定，才能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