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执行董事、东亚地区总裁平井康光用幻灯片展示这家日本著名商社在全球的商业网络时，台下不少来自中国的与会者纷纷举起手机进行拍摄。

这幅项目展示图是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蓝图基础上进行绘制的，并着重标示出三菱商事在马来西亚、缅甸、意大利、英国、法国、中亚等国家和地区正在推动的项目。

“‘一带一路’的主要沿线国家中，日本企业已经有了业务伙伴。因此，今后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日本企业向中国企业提供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8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平井谈到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

这场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在中日关系重要的时间节点到来之际备受瞩目。原国务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日本众议院原议长、自民党原总裁河野洋和日本众议院议员、原防卫大臣中谷元等中日政界和从事两国民间交流工作的人士悉数到场发言。除了回顾两国关系发展历程，参与此次研讨会的中日两国商界、学界人士着重讨论了两国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寻找合作机遇。

“事实上，包括三菱在内的日本产业界、企业界已经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向《凤凰周刊》表示，加上来自企业的呼声逐渐发挥影响，日本政府近期对“一带一路”的表态变得更为积极。

早在今年7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见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明确表达了“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意愿。

在被问及中日双方接下来将有望如何展开合作时，日本财务省下属研究机构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田中修告诉《凤凰周刊》，“中国拿出想法和项目，去和日本相关方深入磋商就可以了。”但他强调，相关项目必须站在投资对象国立场上考虑，能给该国家的国民带来福祉。

对于安倍表态，中方“不要过度期待”

去年5月上任之初，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就希望借助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时机，着力改善自2012年以来陷入严峻状况的两国关系。如今中日关系转暖，他言辞间也流露出几分喜悦。

“今年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够呈现恢复的势头，转机之一是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来华访问，并作为唯一的非首脑参加的国家代表得到习近平主席的会见。”作为这场会面的见证者，横井裕在上述学术研讨会上回忆道，当时二阶俊博把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交给了习近平主席，信中传达了关于中日关系的积极信息。习近平接过信后当场打开并阅读，“会见气氛十分友好”。

在二阶俊博返程前举行的吹风会上，日方公布了这封亲笔信的四点主要内容，其中就包括日方希望在“一带一路”构想上加深对话和合作。虽然当时日方并未派出内阁成员出席这一论坛，但代表团中有与安倍关系密切的政务秘书官今井尚哉。外界认为，安倍派出自己最信任的人参加中国主导的会议，“至今属于特例”。

日本有声音称，安倍政权内主张将对华经济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的力量，正逐步发挥出影响力，其代表人物正是二阶俊博和今井尚哉。

6月5日晚，安倍在东京发表演讲，形容“一带一路”是“具有连接世界不同地域可能性的构想”，并表达出日本进行合作的意愿。但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了让众人利用，实施透明、公平的采购；项目具备经济效益；让贷款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不破坏财政健全化。

安倍当时称，希望中国能“充分采纳国际社会的共识”，唯有通过这些努力，“（‘一带一路’）构想才能以优质的形式融入到泛太平洋地区自由、公平的经济圈中”。

不少观察家将这番表态视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示好。此前，安倍对中国提出的这一倡议较多持谨慎、消极的态度，甚至采取措施与中国“叫板”。2015年，日本宣布计划未来5年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建设。

7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中日两国领导人就“一带一路”议题进行了交流。习近平会见安倍时表示，“欢迎日方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安倍回应称，日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并开展机制性交流，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等。

在社科院主办的上述学术研讨会上，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也谈及了相关期许。他说，“一带一路”是中日开展合作的新平台和“试验田”；亚洲合作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参与；只有中日携手，亚洲合作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顺。

不过，安倍内阁的智囊之一、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安倍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没有太大变化，希望中方“不要过度期待”。“虽然安倍在一些说法上有所改变，但本质内容是一样的。（此前是）日方难以参与或接受，并列出三个原因；现在的说法是，如果你们能解决这几点，我们能参与。”

对于由中国所推动的项目是否存在透明度、环境和质量方面的问题，日本的担忧由来已久。2015年6月，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到北京出席中日财长对话时，对于日本渴望加入同样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传言也不少。面对日本记者的追问，麻生表露出类似担忧。

“我认为融资能力、审查能力非常重要。目前有非常大的需要是一件好事，但借钱就应该偿还。”麻生提高了音调，“在审查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环境问题、质量问题等等。不考虑的话，可能会出现桥梁刚建好就被冲走了，环境被污染了等问题。不仔细考虑这些问题的话，从长远角度来看，难免会发生公害问题、污染问题等。”

虽然川岛真认为中方应当冷静对待，但他亦承认，安倍政府以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现在“有点积极”。这番转变背后，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领导性和主导性态度上的变化。“以前日本对中国在东亚和世界上的领导性有一些负面看法，现在负面或正面都无所谓了，因为中国确实有这种力量。日本接受并承认了中国的这种力量。”

“抓住一个个项目，以点带面做起来”

日本企业积极寻找“一带一路”机遇的背后，是中国市场的悄然变化，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在华投资。

中国日本商会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白皮书（2017年）》指出，近年来，中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如人工费上涨、劳动力难以确保等。受此影响，2016年日本对华投资31亿美元，已是连续四年出现下降，不及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的最高峰（约74亿美元）的一半。

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2016年9月对日企开展的调查显示，希望扩大在华业务的日企比例从2011年连续多年下降后，在2016年出现小幅上升。希望“扩大”的企业当中，非制造业高于制造业，内销型企业也要高于出口型企业。该报告指出，对出口型企业来说，中国的优势在逐渐减弱；但另一方面，内销型企业将中国视为有潜力的市场，预计今后将继续加强对中国市场的开拓。

由在华日企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宣布，将设立“一带一路”联络协议会，对“一带一路”相关贸易、投资、技术交流、金融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协助日企参与相关项目。

在平井康光看来，面对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市场，日企一方面需要继续在中国与中国企业合作开拓市场，另一方面应在“一带一路”范围内，和中企开展合作。据其介绍，目前三菱商事正和中国山东的一家企业在沙特阿拉伯展开第三方市场的业务合作。

“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早就跨越国界，而和世界经济融为了一体。”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提到，在2010年之后，中日经济关系进入转型期，双方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形式从单纯的贸易投资扩大到财政金融以及区域合作，合作领域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投资区域也发生转换，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内陆地区，“这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变化趋势也是呼应的”。

但与此同时，中日在区域内外的竞争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江瑞平指出，在泰国、印尼和印度的高铁建设投标中，中日竞争激烈，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果中日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合作，可以创造出很多商机，这将会是一种多赢的格局。”

面对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英国脱欧等全球化逆流，江瑞平认为，日本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自企业界的呼声也促使日本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上表现出参与、合作的态势。

对于中日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展开实质性合作，受访专家大多认为，应当以点带面，通过不同项目合作为突破口。“重要的是，抓住一个个项目，具体把事情做起来。”田中修指出，现阶段，中国要拿出想法和项目与日方进行深入磋商。

曾参与“日本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起草工作的川岛真熟知安倍政权的政策出台过程。“安倍再有个人想法，也不一定能直接反映到政策决定上，还是会由内外环境来决定。所以（中日合作）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川岛真坦言，即便日本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参与“一带一路”，但在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等地区都可以和中国展开合作。“只要中方将这类合作视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日本就算参与了这一倡议。”

“按目前中日关系整体转暖的态势发展下去，中日企业间的合作会进一步加强。这也要求两国政府为这样的交流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江瑞平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前景感到乐观。

对于如何合作，田中修重申了日本政府此前提出的条件，“应当站在中日合作的第三方市场上来考虑，比如这个项目不会使投资对象国的官员腐败、能够保护对象国的环境、不会加大对象国的贫富差距只有考虑到这些，合作才能出成果。”

今年5月汤森路透发布的一份调查，体现出日企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谨慎态度。这项由日经调研公司进行的调查共查访了527家日本大中型企业，约220家企业给予了回复。当时仅有5%的受访企业表示，愿意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对此，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分析师西滨彻分析称，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日企大多没什么概念。“他们更在乎这些项目能否赚钱，以及在与中国国有企业竞争时，能否获得公平对待。”

江瑞平也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深化。“中日想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多层面合作，双方总要有相互适应、彼此接受的过程。对于日方提出的合理要求，中方应该予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