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索与理论影响

长期以来，基于“消费、投资、出口”的总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但近年来，我们却发现仅靠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已经不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了，换句话说，虽然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减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看看发动机是否出了问题，即需要回到财富的本源找答案。

究竟是什么创造了财富？财富的本源是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后于2006年出版了拙作《新财富论》，从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创新、制度和管理等供给侧的财富源泉出发，开始了对增长模式、供给潜力、财富分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探索，十多年间，又先后出版了《财富的觉醒》、《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软财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的觉醒》、《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等初步研究成果，完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准备。

2012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指出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该多重视供给侧，强调了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从五大财富源泉和三大增长模式出发，呼吁推动供给侧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新供给主义宣言》正式发表之前，我专门去征求一位曾经长期服务于最高决策层的老前辈的意见，前辈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内容和对推动改革的价值，并指点说，第一，最好不要用“主义”，这样容易引起望文生义者的批评；第二，不要批评前期的政策，这样领导看了好批示；第三，题目前面最好前面加上“中国式”，表明是区别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实践。我当时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指点，内心充满敬佩与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向前辈汇报了我创办独立智库的初衷后，他也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确，如果《新供给主义宣言》只是一篇面面俱到、没有棱角的文章，即便是领导批示了又有什么意义？反之，一篇让决策者看了内心有痛感的文章，只要能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就已经体现了独立智库的价值。至于题目上的“主义”二字主要是对应着正文内容所区别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的“主义”是学术思想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也没啥“小辫子”给人抓。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对于《宣言》所呼吁的内容，社会上绝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2013年，我又陆续发表《以新供给主义推动中国深层次改革》、《从供给侧着手重启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20多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的理论体系。同年7月，我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围绕五大财富源泉，在放开人口控制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流转、金融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做了具体研究和阐述。11月，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但与新供给主义“五大财富源泉”的经济分析框架一致，而且与此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2015年11月9日，我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始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月中旬，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我为深圳市委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负责人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性选择》的报告。2016年，又多次应邀为多部委和地方的干部学习做了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汇报。2016年1月，我与国务院研究室、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供给侧改革》一书，成为多个省市党政干部研讨供给侧改革的参考书目。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一个普通经济学者，在每一次应邀给地方政府、部委领导干部、或行业协会汇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时，我都首先声明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一孔之见，是“学术浅见”而不是“政策解读”。当然，如果听者通过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样一个侧面出发，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那是他们自己的智慧。

虽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但经济学术研究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原理性建议；而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政治政策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方面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这其中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个学者的学术主张或思想——但只要决策本身对客观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对经济运行有好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经济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且不应该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该放弃了原本的学术创新方向——只有这样，越是有独立性、创新性的研究，反而对决策越有价值。当然，经济学者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有价值的经济学术创新必须能够解释现实、改变现实。然而，能够在众多的学术思想中选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加以借鉴，那其实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国内其他新供给学的关系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总要经历孤独、被认可、被效仿、被质疑、一拥而上等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才能在决策层、在学术圈、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多的共鸣，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但是也有个别学者不太遵守学术规范，例如某学者2015年以来多次生硬抄袭本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提法，但是既不注明引用出处，又不能正确解读其中深意。还有个别学者把我2012年来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未经同意就收到他们的著作中。对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期待经济学界治学之风更加严谨。此外，虽然当前学界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总体上有利于学术创新和改革实践，但也出现了“新供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情况，需要学界关注和政届识别。“假学术、真忽悠、乱抄袭、瞎解释”的学术投机，一方面扰乱了经济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央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部署产生负面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是部好经，被念歪了就可惜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整地阐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变得十分迫切了。只要在经济原理上厘清现实，给改革实践者提供透视现实的理论工具，中国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自然会创造出各种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生在这样的伟大时代，我坚信，作为学者，只要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心怀国家，本着有创新、有担当、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探索，中国的经济学就一定能为中国改革实践和全球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书第一章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论述供给在供需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指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通过分析新供给形成的五大条件，呈现了新供给是通过如何创造新需求，以及供给升级如何引领消费升级的微观脉络。第二章新供给经济周期揭示了一个经济体的供给结构所决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经济周期处于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不同阶段的经济特征，这也是本书第六章提出的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升级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从加入时间坐标的“三维空间”阐述了以“五大财富源泉”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并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研究了行政性供给约束和制度性要素供给抑制如何减少有效供给的经济学原理，并基于此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揭示了放松行政管制、行政垄断、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的行政性供给约束，所能获得的短期增长空间，以及解除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五大要素供给抑制所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建立了物价管理的供给冲击模型，揭示了全面考虑供给侧影响后的物价波动本质；并提出按照“供给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理论主张。这些学术探索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进行了论述。

由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从经济哲学、微观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物价和分配领域的全新探索，中间很多理论模型都是初创并在过去四、五年间一步步调整优化的结果，不成熟和错误之处欢迎学界同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