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2月11日，凤凰国际智库作为联合主办方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中国发展社团共同举办第九届中国发展论坛。中国发展论坛系全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论坛，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有英国商业、创新、技能部原大臣Vince Cable、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Adair Turner、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凤凰国际智库主任邹明等。在论坛上，25位嘉宾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为激烈。 

西方精英在过去一年遭受了重大挫折。过去，精英们一直以为自己应该扮演民众的启迪者或者驯化者。因为，愚蠢与短视的民众既然无法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那么对国家事务更无资格指手画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主制度完全成为精英的游戏。然而，崛起的民粹力量却通过民主制度使得西方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在面对民粹意识时居然无能为力。

近数十年来，西方精英的傲慢与自私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导致西方社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为利益博弈各方提供一种相对和平的互动平台和增加博弈结果的合法性，这使得众多西方国家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保持政权稳定。然而，2016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却呈现出更加极端的色彩，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政客不负责任地操纵民粹，凭借民主制度追求个人政治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则更多地表现为单元之间的非正式博弈。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造成博弈结果缺少足够的合法性。而这恰恰是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来源。

在《国家与市场》里，苏珊斯特兰奇试图将社会价值观念分为三类：秩序与安全、公平和公正、财富和效率。每个国家拥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价值观念也就迥异。对中国而言，秩序与安全毫无疑问占据着首要地位。因此，国家精英所拥有的共同底线在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必须以确保秩序与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那么，中国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人为对社会风险的控制之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原主任ArtharHussain教授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原因在于这只是一系列并不特别的做法，而远非成熟且独特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当我们对比中西方两国政治体制时，我们会发现中西双方其实是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安排。那么，当西方国家出现因为贫富差距、经济萧条、难民危机等问题出现社会危机时，中国模式的优势自然凸显。中国模式能够为社会提供超强的稳定性，原因在于一定程度的汲取性政治制度能够向市场和社会汲取足够的资源维持稳定的预期——尽管这建立在消耗市场和社会发展动力之上。

不过，Arthar Hussain也认为，即便“中国模式”存在，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向世界推广。西方国家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警惕，一方面在于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另一方面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路径的选择。而后者将颠覆西方国家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全球产业格局、贸易结构、金融体系将重新洗牌。西方国家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将加剧这一天的到来。